在这种历史经验和时代背景之下，宋朝的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将的权力不仅受到了极大限制，而且还被朝中的文官、宦官压着，因此根本没有坐大的机会。这套制度，虽然确保了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军事效率却低到了极点，可以说，宋朝对辽、金、西夏的军事弱势，其实都是赵匡胤一手造成的。
当金国大军压境，宋朝军队可以说一触即溃，宋徽宗、宋钦宗一老一少两位皇帝被俘，北宋帝国的大厦瞬间崩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靖康之耻”。侥幸逃到南方的赵构建立了南宋政权，而这时候的南宋政权面临的主要威胁就是外患，所以，赵构急需一批强大的军队来抵抗外部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构不得不改变了之前的军事制度，他开始在边境地区建立藩镇，并任命了39个镇抚使，授予这些人各项权力，甚至准许他们搞世袭，让他们放手去抗击外患。
这39支队伍经过发展，有五支形成了气候，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都是其中的一员。“家军”一听，就能看出他们的异己色彩浓厚，但是对赵构来说，他不得不容忍“家军”的存在，在外患大于内忧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武将们掌权的状态在南宋存在了十四年，直到赵构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向金国称臣，这种状态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时候的赵构认为，南宋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从外患变成了内部武将们的威胁，所以他又开始逐步收回武将们的权力。
可以说，南宋一代，都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较量中挣扎着前进的，当和金国闹翻的时候，赵家天子就放权让利，分封藩镇，激励武将们去卖命；当战事平息时，则收权削藩，打压武将。总之，在赵家天子的眼中，在自己的卧榻之旁永远不能有其他人存在。
其实，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眼中，武装力量一直都是让他们大伤脑筋的难题，唐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宋朝刚好相反，盛唐由盛转衰，并最终亡国的原因是太过放任武将的权力，从而使得这些武将们拥兵自重。
唐玄宗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在边境地区设置军镇，军镇的一把手被称为节度使，负责辖区的军政大权，其中包括人事任命和征收税赋等权力。这些军镇的节度使肩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因此唐朝中央很是优待他们，他们不仅可以世袭职位，而且有的甚至一人兼任两三个军镇的节度使，安禄山当时就是一身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可见权力是相当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