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起被雷得不轻的顺治帝君臣们来，明朝文学家吴应箕，却早在明末大乱前夜，就深味了这细思极恐的未来：明朝天启七年（1627），清晨路过河南真阳的他吃惊的发现，自己走过了这几十里道路，本该都是肥沃的良田啊。就连田亩之间的边界，都依然清晰可见，可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茅白草，显然已弃耕了好些年。那年还是河南风调雨顺的一年，可走过附近村镇，遇到的也全是老人，青壮年都稀少，更别提耕地了。
为何会“放着好好的地不耕”？吴应箕细一问才直到，这些他走过的荒地，前些年都是“膏腴之业”，可明末土地兼并加剧，地给“兼”走了，多出来的赋税，就得其他苦老百姓买单，甚至“人去而粮尤在”。外加从知县到衙差，简直是层层加派，正常交一份税，就要“加码”到七八倍。交不起就只能跑，“贫者则尽弃户而去”，就留了一片光秃秃的地。如此惨景，吴应箕当时也“不觉浩叹”。接下来的事情，“浩叹”后就可以想。
此情此景，并非是哪一年的特例，而是从万历晚年到崇祯上吊的近半个世纪里，明王朝国土上每年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活剧。比如就在吴应箕“浩叹”的河南，权贵们的土地兼并，就已进入到疯狂阶段，“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顷”。看过这疯狂场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末一度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在河南振臂一呼，就立刻如烈火燎原般复起。
如此危机，难道大明朝堂上就没有明白人？那些当时喜欢怒怼皇帝骂权臣，然后常被后人大书特书“刚正”的“言官”们呢？明朝两个多世纪里，拥有“以小制大”权力的言官们，确实曾是大明朝堂的“净化剂”，可到了晚明年间，明朝兵部尚书梁廷栋的一句话，就戳穿了这群人的画皮：“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督查腐败的言官，下去巡视一番，竟就趁机大肆受贿，相当于“加派百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