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树声在临死的时候说，"西洋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用也"。它的教育、它的政治体制，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轮船、大炮、铁路、电线是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事恃欤"？
他把坚船利炮都看成是鸡毛蒜皮，他说这些东西，第一没有体，就学不到用；第二这些用学到了，其实也不管用。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当时有这种主张的人很多，郭嵩焘也是这样说的。但他们这些话带有儒家的偏见，因为他们其实是不怎么看得起商人的，所以他们觉得西方真正值得学的不是西方人办公司，而是天下为公，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制度。
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宣传这些，搞不好就会被砍头，所以只好讲坚船利炮，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只觉得坚船利炮好呢？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刘锡鸿和陈兰彬他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以什么做标准呢？是以他们私下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官场话为标准？如果以私下讲的话为标准，他们的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有什么区别？他们在官场上讲的话是真话吗？我觉得根本就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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