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的不同自然也导致两人变法涉及的领域不同。范仲淹向仁宗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通过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的变法主要是针对吏治。其实，这也是庆历新政的主基调，这次变法以整顿吏治为主，至于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范仲淹变法很少涉及。 可是，到王安石执政以后，北宋的社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庆历新政的失败，也让王安石认为，光是整顿吏治，是没办法解决北宋的问题的。所以，王安石变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短短数年之间，王安石就已经在富国、强兵、取士三个领域中全面铺开十多项改革措施，其针对领域之广，改革决心之彻底，改革措施之多，改革理念之超前，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然而，改革的越激进，就越容易得罪人。范仲淹光是改革吏治，就得罪了不知多少人，王安石却一下子将改革伸到北宋的各个领域，他触犯到的利益、得罪的人之多，可想而知。反对派攻击新政的最好方法，向来都是攻击新政主持者本人，所以，作为变法领导者的王安石，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 更何况，王安石本人性格上的弊端，也在变法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变法需要强人来领导，但王安石太过刚硬，他不允许有任何人反对变法，哪怕变法出现了问题，官员们如实汇报，王安石也一概不理。王安石定下目标以后，便一心向着目标前进，至于实践当中的问题，他相信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也使得王安石变法一旦出现弊端以后，很少能够进行改变。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了确保变法进行，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他提拔的变法者中更是不乏投机取巧者，他们编制罪名，将许多正直的官员排挤出去，苏轼的"乌台诗案"便是其中一起。这样一来，王安石自然失去人心，文人中大多都对他颇有怨气，很多正直的官员看到百姓之苦以后，也对王安石愤恨不已。与王安石相比，范仲淹是外柔内刚，尽管他变法时也很果决，但他豪迈慷慨，不拘小节，深得同僚的尊重，即使是政敌也对他的品德大加称赞。
除此以外，范仲淹变法时任人唯贤，与他一起支持变法的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孙甫、苏舜钦、王益柔、石介等人皆是当世名臣，他们不论是能力还是品德都堪称一流。可是，王安石变法时，由于不得人心，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们基本上都不支持，他为了推行新政，只能大量提拔才思敏捷的年轻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品德有问题的官员纷纷混入改革队伍，他们以改革为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得新政被严重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