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与后金的长年交战中，战争的主动权自萨尔浒之后就由明军转移到后金军那里，明军一直处于被动防御。天启六年（1626年）刚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征讨喀尔喀蒙古，打通了从北部绕过宁远前线直接进入明朝腹地的通道。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首次领兵入寇，引发"己巳之变"。崇祯八年（1635年），随着林丹汗的败亡，整个东蒙古彻底臣服于皇太极，明朝的宣化、大同防线直接面对后金军的威胁。从崇祯二年开始到松锦大战时，后金军已经有5次从这里进入明朝内地劫掠，明军在面对高机动能力的后金军时，始终缺乏有效的对抗方法。
这里再多说一句，崇祯二年的后金军入寇，最终导致了袁崇焕的被杀。
崇祯十一年（1638年），后金军入寇，让洪承畴、孙传庭放弃了彻底解决李自成威胁的大好局面，回援北京。后金军侵袭内地长达半年之久，深入两千余里，破城七十余座，而明军一路护送围观，不敢正面迎敌。这次入寇，让崇祯皇帝大怒，下令杀掉包括监军太监、地方巡抚、领军总兵等一批军政官员共三十六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面对松锦大战双方胶着之际，后金军放出谣言要再次入寇，崇祯皇帝心中紧绷的神经再次被触动，而地方官员害怕又出现入寇局面而使得自己掉脑袋，因此对陈新甲的战略推波助澜，并最终使得它成为明军在前线的战略方针。
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采纳陈新甲的方案，而是将之交给洪承畴，去询问他的意见。洪承畴的战略眼光和对后金军的认识远在陈新甲之上，他否决了这个方案，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