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成功利用了世族门的这种心态，实现了专权。但是司马氏将诡诈的政治权谋是置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于不顾的，信奉传统儒学观的士人对此非常反感，心态也产生了明显分化。此时的钟会对“才”与“性”相统一产生了怀疑，转而站到“才性异”之说的行列中去了。这种才性观的嬗变导致了其功利心态的高涨和政治品行的降格。
司马师废魏帝曹芳迎立曹髦，甘露五年，曹髦又被司马昭手下杀害，使得钟会对司马昭的为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司马昭的老练
“钟会之叛”，是想借助拥兵割据的方式与司马氏争雄。然而，司马昭对钟会早有防备。司马昭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伐蜀之役中重用钟会，决定性的因素乃是钟会坚定地支持伐蜀。重用钟会不过只是被司马昭用来与朝廷中反对伐蜀的阻力抗衡的一件武器，是司马昭通过灭蜀的胜利掩盖弑君，转移人们的视线，从而继续推进司马氏的政治霸业的一种手段。所以司马昭在对钟会赋予极大权力的情况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钟会的监控。在伐蜀之役中，司马昭的亲信卫瓘“持节监艾、会军事”，就是司马昭的防范举措。
“钟会之叛”的诱因在于司马昭派贾充来收钟会的兵权，钟会怕自己和邓共一样在失去兵权后，被司马昭借故诛灭，所以仓促起事。“钟会之叛”实质上是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核心权力与地方威胁性割据势力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是无法避免的。
钟会之叛的假设
钟会起兵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呢？钟会有十余万大军，如果控御得当，未必没有事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