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江苏苏州人。
杨晟，广东东莞人。
曾广铨，湖南湘乡人。
孙宝琦，浙江杭州人。
梁诚，广东番禺人。
只有荫昌、吕海寰两人是北方人，其中荫昌是满洲人，吕海寰是山东莱州人。
样本已经足够丰富，仅从驻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大使来看，南方人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北方人则是寥寥无几。相信驻其他国家的大使同样如此。
这就尴尬了，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不平衡的局面呢？卿美兄分析，应该大致有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南方科举人才更多。选拔驻外大使，不是一件小事。大使是国家的脸面，事关国家主权尊严与天朝形象。1876年时，选拔驻外大使采取保荐制，由总理衙门大臣、南北洋大臣推荐人选。经过激烈讨论，各方认为，驻外大使必须具备“志节坚定、才识通达或并能熟悉洋情边防者”、“才守兼优，识为俱卓，洞悉之员”、“为使臣者，非才德素者，胆识兼优，持大体而敦气节，达实务而谙西律者，断难胜任愉快”。总之，就是要德才兼备，懂洋务，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人才。
如何才算德才兼备呢？首先就是要科举正途出身，这就相当于学历保障。从这点来说，南方人占据很大优势，因为有清一代，南方的科举人才远远多于北方。这里边既有文化传承的原因，也有经济发达的原因。比如在传统富庶的江南地区，进士、状元的数量又居南方之冠。
至于北方就悲剧了，尤其是满洲地区，因受清廷优待，满洲多盛产纨绔子弟。血液里根本就没有读书的基因，更别提考什么进士、状元了。
另外一个原因，或许与开放程度有关。相比之下，北方更封闭，南方更开放。北方人重土安迁观念较深，思想保守，一辈子不愿意远离乡土，对海洋文化只有畏惧，更谈何出洋去外国。南方人则不同，广东珠三角一带开放最早，是对西方文明接触最久的地区。其次，东南沿海也有各种涉外贸易。另外还有上海的开埠，也让江浙地区受益于国际化。
1872年，清政府欲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招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还是广东人更愿意出洋赴美去留学。这些留美幼童中，有些人后来就成了外交家。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曾国藩、李鸿章两大集团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两人首先都是南方人，各自的集团势力非常强大，人才颇多。最直接的人才便是两人的儿子，如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两人全部得益于老爹，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均享受着良好的教育。平时学的文化，经史子集自不必说，英语都有专门老师教授。这种条件别人无法企及。
再者，1876年，清廷第一次选拔了20位驻外大使，其中有13位来自李鸿章的举荐，这13位大使全部为南方人，且以安徽与江浙人居多，安徽是李鸿章的老家，江浙是李鸿章淮军的势力范围。可见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有多强大。
驻外大使无疑都是精英，晚清精英又多出南方，这让北方人情何以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