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袭衣、犀玉带、鞍勒马有差。"赵匡胤的论功行赏体现了内外有别的原则。采取人事安排的普遍性原则，当石守信等有功之臣被重赏后，其他人等的心理或许会产生不平衡之感，这不利于新兴的宋帝国之稳定。因此，有必要将封赏行动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同时控制封赏规格。给"文武近臣、禁军大校"的赏物是袭衣、犀玉带、鞍勒马等物品，不涉及加官晋爵，意思是分不同等级予以奖赏，赵匡胤的人事工作可谓做到家了。
重头戏发生在正月十九日。这一天，赵匡胤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自己此前担任的职务。赵匡胤对慕容延钊的封赏远超石守信等有功之臣--慕容延钊并非赵匡胤的心腹，在陈桥兵变中甚至是其加以防范的对象，赵要让他率兵渡过黄河后才敢发动兵变。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难道不怕石守信等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之感吗？
事实上，赵匡胤之所以如是安排有两重考虑。一是宋帝国新建，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随时有叛乱可能。慕容延钊驻扎河北，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如果引狼入室或者和叛乱部队遥相呼应，都会对新兴的宋帝国造成重创。所以，赵匡胤必须厚结慕容延钊，以防后患。二是和对石守信等有功之臣的封赏一样，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实行的也是"先予后取"的原则。当李筠叛乱被平定后，慕容延钊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这实际上是不让他来京做殿前司的最高领导人了。建隆二年（961）闰三月一日，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解除，"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了。赵匡胤这么做的原因是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都已平定，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对付慕容延钊了。此后，宋帝国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赵匡胤最终解除了兵变可能产生的那一块土壤。
正月二十二日，赵匡胤将论功行赏的目标瞄向其智囊团--赵普、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等人。在论功行赏中，赵匡胤封刘熙古、赵普为左右谏议大夫，吕余庆为给事中，沈义伦为户部郎中，李处耘任枢密承旨。在这里，赵匡胤的论功行赏变得微妙起来。因为若论功的话，赵普功莫大焉，正是他献计，劝赵匡胤仿效九年前郭威发动兵变的故伎，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实施上位的。赵普不仅献计，还对兵变时的气氛营造、时机把握、风险评估、内外接应以及善后处理都有一套预案。可以说，赵普对陈桥兵变功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他得到的奖赏却只是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的官职右谏议大夫。与此同时，赵匡胤对后周的高官全盘留用。他封周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前宰相范质、王溥分别加侍中、司空，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虽说是论功行赏，可功赏之间完全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赵匡胤如是安排，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机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