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688年，建明堂，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刘雨欣扮演的武则天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未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