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烙印
城市的街头巷尾，有形与无形之间，新冠疫情留下了独特的烙印。
何平最常去的烤肉店，直到6月份才开张营业，为了节省成本，店里只留2个人，包括老板自己。这还是幸存者。不少餐饮店倒闭，店铺转租，变成了一家家小药店。房地产也颇受影响，庞益兵不少做房屋中介的朋友转了行，投向工厂谋生。
老肖感觉武汉人不爱玩闹了，非必要不出门，打车的人少了很多，一直到春季前，生意才恢复了一些。他当了20年出租车司机，2020年是最萧条的一年，收入比往常直降一半。他有两台车，一台自己开，另一台以低于市面的价格租给一个老乡，老乡拉了几个月，挣不到钱，索性回家带孩子去了。
疫情之后，尚黎明变得更加忙碌。他感到人们更青睐线上购物了，由于业务量增长，公司在附近新增了配送点，人手也翻了倍。
整个武汉都变得“养生”了起来。以往，不少老人被子女哄着骗着才愿意看病，疫情过后，主动来何平诊室的老人变多了；庞益兵将馆子里的塑料碗换成了纸碗，觉得纸碗更健康，他还重写了一份菜单，下架了所有的野兔、野鸭；尚黎明发现日常购买口罩消毒液的人变多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老肖出车时会将口罩戴得紧紧的，总会留一条窗缝，有时，乘客会问他你测过核酸没，有时，见到外国人，他一脚油门就开走，知道自己有些小题大做，仍不愿冒一丝风险。
因为感染过新冠，胡守淳失去了一些朋友，他对此看淡，觉得无可厚非。还有一些仍维持着交情，出来相聚，他高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收尾时破了音，不如得病前嗓音嘹亮了，自己开玩笑“以前能活108岁，得了这病，只能活107了。”
火神山早已关停，四面竖着围挡，从外面已看不见医院，庞益兵当初盼着它早日建好，现在盼着它早日拆掉。儿子对火神山充满好奇，他载着孩子从知音湖大道驶过，一边指火神山的方向，一边将车窗关得紧紧的。
时隔一年，武汉协和西院南侧因疫情而停滞的工程重新启动，住院楼背部的两扇小门锁住，不再有新冠患者和医生护士从这里进出。在12楼西，何平与胡娟娟见到了北京的战友，而昔日并肩作战的病区，已经回归了疫情前的模样，那堵连夜砌起来的隔离墙被推倒，只有天花板上还残留着绿色的痕迹，病房里为了扩容缓冲区而打出的墙洞，被胡娟娟用两个柜子堵上了。
进出病区，再不用穿着隔离衣绕行特定的路线。昔日的患者通道，此时是医护通道，重症患者们居住过的病房，成了医生护士的休息室。医生办公室拉着窗帘，一年前，这里的窗户始终敞开，每当穿久了隔离憋得不行，他们就会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上几口气。
彼时重逢，回忆疫情时的场景，仿佛是一场大梦。然而手机里12楼西的微信群、熟悉又陌生的往日病区、专程赶来向她鞠躬致谢的患者，又证明一切真实发生过。
疫情给武汉留下的，也并非全是疤痕。
武汉的复原比老肖想象的还快一些。一度冷清的美食街恢复了以往的人山人海，过完春节，游客越来越多了。春天的樱花是武汉最好的景色，今年，很多武汉人却不急着出门赏花，而是将武大、东湖“让给”远道而来的援鄂医护，感谢他们曾在这座城市最无助时施以援手。
尚黎明感到更有力量了。经历这么一轮，他觉得往后任何困难都可以应对，重新激活的武汉，会比以前更好。
何平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她是湖北黄梅人，在武汉念完大学后顺其自然地留下。她对武汉一直谈不上喜欢，觉得武汉人脾气急，武汉话也不好听，她不会说，也不打算学。经历了一场疫情，她突然发现这座坚韧不拔的城市是如此可爱，聊天时，开始下意识地在“武汉”前加上带有归属感的前缀词——
“我们武汉。”
新京报记者戴轩摄影记者郑新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