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的回归
疫情平息了，武汉的重启并没有在一夕之间完成。
协和西院最后一位新冠康复期患者于4月28日出院，何平的科室5月13日开科，门诊却一改往日的水泄不通，变得异常冷清。那个月，来看病的患者不到之前的1/3，病房里只收了19人。
老袁早就憋坏了，他老老实实地在家关了两个多月，每天只能靠电影度日，武汉解封后，他却没有立即出车。同行老肖胆子大一些，很快复了工，然而街头人烟寥寥，出租车跑上五六十公里也拉不到一个客。他身边买车的人变多了，有的人对公共交通心存顾忌，有的人忘不了封城时的恐惧和茫然，有辆车，好像就有一点安全感。
庞益兵一直盼着解封，真解封了，心中又不踏实，直到5月份做了全城核酸检测，才觉得时机成熟，推开路障，打开店门。
在对新冠的余悸中，人们谨慎地重拾往日生活。
到了6月，何平的门诊才恢复往日的拥挤。那些病情不容再拖的患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这家昔日的定点医院，其中不乏肿瘤患者；来看病的还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封城期间，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和焦虑压抑的心情，让他们也沾染了慢性病。
食客们有些报复性消费的意思，庞益兵的生意因而短暂地火热了一阵。情绪发泄完毕，局促的经济现实浮现，到了六月，这股劲头缓了下来，堂食少了，酒席更少了，他将写着“牛骨头”的广告招牌插上摆渡车，停靠在路边，摆起了夜摊。
想要像狗一样出外撒欢的胡守淳，连走路都费劲。疾病和长期卧床，让他从150斤瘦成120斤，身体肌肉萎缩，两条腿活像两根细竹杆。他能做的最激烈的运动是躺在床上给自己“翻面”，一天夜里不小心摔倒在地，站也站不起来，只能一点点爬回去。
胡守淳的住院时间长达百日，是协和西院最后一批出院者。住院单上写明的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刚看到这个数字，胡守淳感到莫名的愧疚，觉得花了国家太多钱。
他的卧室里添置了制氧仪、血压计、血氧仪，花了几万元在民间寻求康复的药方，自己定了复健计划，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在六月的某一天，得以和家人一同外出旅游。
4月2日，湖北武汉，庞益兵与妻子在家中经营农家菜馆。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