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与季历的儿子（后来的文王昌）的“圣德”无关，而且太伯、仲雍远避荆蛮之地也不单纯只是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亶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亶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 。
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古公亶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大王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遂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
为什么在亶父迁岐之时要作兵分三路的部署呢？《诗经·鲁颂》里记载：“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即亶父揭开了周人兴盛的序幕，而到了季历、文王之时，周人又把首都向渭水下游的丰、镐一代迁移。这种迁移的趋势与后世秦国为了经营中原而逐步东迁的方略是一致的。
亶父让太伯在东南建吴（也称虞国），北可拓土，南可越过黄河进入洛水流域，东则可窥商朝京畿地区，是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同时，太伯南下建国和仲雍西北拓土形成夹辅之势，辅助居于中间的周原。因此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