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那些囊中羞涩需要贷款的“屌丝”，在买官者中，主力军当然是那些成功的商界人士。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以胡雪岩、盛宣怀等为代表的“红顶商人”，玩转“跨界风”，成为官商通吃的高手。
据史料记载，在1889-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买了布政使官衔（副省级）的有2人、候补道（正厅级）5人、候补知府、知县（副厅、正处级）6人、其他杂职（副处以下）7人，比例差不多占到4成。而1895-1900年间64位民营企业家中，买了卿、寺、布政使官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杂职28人，比例已超过9成。
（3）不归之路
晚清政府并非不知此等做法无异饮鸩止渴，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界关于废除捐纳制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要求彻底革除捐纳制度，清政府同意后批转全国执行。然而，改革本身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很快就反过来逼迫高喊改革的这些人转变立场，要求根据各地实际，在局部网开一面。
1909年5月2日，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向清政府请示，鉴于两江地区财政压力巨大，请求批准将该地区的“捐输”（公开出售官阶）循例再延期一年，清政府领导层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同意端方的请求。而此时，距离光绪皇帝喊停“捐输”已经过去了足足8个年头。
此事充分说明，作为清政府首要改革对象的“卖官鬻爵”，早已成为大清国最稳定的经济增长点，以支柱产业的姿态支持着包括改革本身在内的各种白色、灰色、黑色财政开支。这与人无关，哪怕像端方这样强烈支持改革的开明有识之士，也不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