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僧多粥少，清政府开出了大量的“空头支票”，也就是候补、候选官职的出售，可尽管如此，买官者的热情依然高涨。据统计，宣统末年，仅江宁一地，从道台至营佐，排队等待候补的买官者就高达三千八百余人，而实际空缺的位子却只有一百多个，比例达到了三十比一，也就是说，30个买了官位的人里面，有29个都是白花钱的。
而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记载，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朝有官衔的人群中，捐纳者的比例就已达32%，而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这个比例更是上升到了66%，几乎可以说是无官不捐。
（2）全民中毒
在这种“病态”制度的影响下，整个大清从肌体到骨髓，都渗入了无法清除的“剧毒”，以至于一些雷人的事情频频发生。
当时流行“凑份子钱”来买官，有浙江绍兴人蒋渊如跟4个朋友，集资购买了“知县”职务（正处级）。根据约定，由蒋氏担任知县，其他4人分别安排到财政、税务、交通、建设等肥缺部门当“一把手”（正科级）。五人狼狈为奸，贪赃枉法，每年收入可达20万两白银。三年后上级考核，蒋县令因贪腐被“双开”，但这个“作案团伙”早就满载而归了。
还有更雷人的做法，就是“贷款买官”。当时有一种职业叫做“赌子”，专门为准备捐纳但资金不足的人提供信贷服务，条件就是买官成功后，捐纳者必须聘用“赌子”担任账房师爷，负责管理钱财，对当官后所得利润进行分成。一般来说，“赌子”至少要分到五成，也有七三开的，有时候甚至全部归“赌子”所有。
不得不说，中国人“官本位”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像上述“凑份子”、“贷款买官”等行为，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封建社会长期实行“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标准，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通过捐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进入“士”这个最高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