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党争不断，而尤以明末为烈。时值明廷东林当道，其势能直接左右皇权，所以，当时的崇祯也不是想所为就能为的，特别是在这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高度，在他们眼中，议和就等于投降，是有辱国威的可耻行为，同叛国无异。所以，尽管崇祯是想早日签署停战协议，但也只能“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在国人的印象中，这“议和”二字是万万说不出口的，想那南宋之赵构为偏安一事，遭致千古骂名。尤其是作为皇帝是根本不敢有此意向的，即使心中有，那也绝对是口中无。但观当时明末朝廷之上的东林党，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说到用兵打仗百无一能，但说到忠孝廉耻却口舌如簧，慷慨激昂，看似忠诚，实则误国。
当他们得知朝廷行将同满人议和时，便大骂陈新甲卖国，抨击他的无耻行径。而崇祯皇帝为了面子，也不敢出来解释，最终只好把陈新甲当了挡箭牌，并下令以卖国罪将陈新甲处斩于市。
就这样，明朝与满人议和之事情告吹了，辽东烽烟再起，明朝唯一能缓一口气的机会也烟消云散，在内忧外患之下，迅速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后来崇祯说“百官误国，文臣个个可杀！”，甚至还怀念起了魏忠贤。崇祯所痛恨的误国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群迂腐文人害了大明江山。
其实想想这崇祯也着实可怜，为了辽东战事，弄得是身心交瘁，为筹军饷，身上的龙袍补丁加补丁，连天仙似的陈圆圆都无暇享用。想要息边患，专心对付内地民变，却还要看这些“忠义”之臣的脸色，不敢越雷池一步，被逼急了，只好以陈新甲来抵挡，以消汹汹涌来之口实。当然，更可悲的便是这陈新甲了，他为崇祯顶雷，落了个不得不死的悲催下场。
我们现在不能说陈新甲能审时度势，世人皆浊我独清，勇于为皇上分忧解难。他只是忖度出了崇祯想和议之心思，努力为之，并取得了成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顺利实施，其功不在当年“澶渊之盟”的寇准之下。
可惜，这崇祯是个性格有严重分裂倾向之人，所作决断往往摇摆不定。当这被后世称为“壬午议和”破产后，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也许这时他才想起，真是不该杀这陈新甲啊。
也许，这不能怪崇祯无能无情，这是因为历代传承之“天朝大国”的观念，在一帮只尚清谈的士大夫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对同关外那野蛮外邦议和之事，根本就感觉是“损威辱国”，凡主张议和之人，皆视为“卖国贼”，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亡国不亡国，那不是他们所虑之事。
当年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杨嗣昌主和亦一直被群臣非议，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所以，这陈新甲与清盟约，当然难逃被杀之厄运，尽管这是秘奉皇帝命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