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始终是宋朝的劲敌，这一点即使在李元昊三败宋军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宋朝精英们的认识。
范仲淹认为“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欧阳修认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处”，苏轼也提出了“西边患小，北边之患大，此天下所明知也”的看法。
而在宋夏近百年的反复战争中，每每在宋打得西夏喘不过气来的关键时刻，辽国都会以调停人的身份进行干涉，或主动，或被邀，最典型的就是宋哲宗时期的第二次平夏城之战。
这是宋夏之间的决定性战役，这一战使得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宋军将党项人驱赶到了沙漠地带，完成了范仲淹当年收复西土的初步构想。
这一战让西夏再也没有能力组建军事力量进行对抗，也真的被打怕了，在其三次请求辽国调停后，宋廷接受了和平的协议，但保留了最终解释权。
>夏国罪恶深重，虽欲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当相度许以自新。---《曾公遗录》
也就是说西夏必须真正臣服大宋，如果还是和之前那样两面三刀，那对不起，大宋的刀也是很利的，不会因为有辽国出面而放弃之前由太宗、真宗授予李继迁的疆土，大宋必定会收回来，我们保留着最终解释权。
>边臣进筑城寨，以御其奔冲，兼系本朝郡县境土，及蕃臣作过，理须削地。---《曾公遗录》
经此和议，宋朝最终还是放过了平定西夏。元符二年，西夏臣服，宋夏重新制定了新的疆域。
当然，宋朝敢对西夏死磕，主要还在于宋朝君臣对西夏的态度上处于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即并没有把西夏看成是真正的蛮夷。
西夏虽然是党项立国，并以军事入侵宋朝边境，但在宋朝官方的眼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狄夷入侵，反而将西夏看成是和农民起义同等性质的反官府组织。
这是因为西夏占据的主要区域，如河西走廊、朔方、河湟等地并不是生番、蛮荒之地，而是汉、唐旧疆，属于儒家口中的“王化之地”。所以在宋朝各种官方和士大夫文献中，西夏的反叛行为多被冠以“贼”、“盗”等封建王朝用来诋毁农民起义的专用名词，如：西贼、夏贼、贼酋、迁盗、昊贼等，这就是一种文化情感上的认同。
而对于农民起义，封建王朝通常采取的是两种方式，或剿、或抚，这也是宋朝敢死磕西夏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和宋朝统治者在对抗辽国，以及之后对抗金国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
参考资料：
李华瑞：《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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