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出，这些渠道在当时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人们都知道，没什么秘密，更何况，武则天为此还成立了一个职能部门，具体负责操办这事儿。 这个部门叫控鹤监（后来改称为奉震府），负责人的官名叫鹤监丞、主祭官，由张易之、张宗昌担任。
这大约是在公元公元698年至公元699年间的事情，这时候的武则天年龄也不小了，已经七十五岁的人了，离她去世的公元705年就剩五六年时间了。就是说即使她真的选了三千人，身体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太“风流”了。
所以，我们也能给武则天找个借口：你们男皇帝能干的事情，我这个女皇帝也能干嘛，男女平等嘛。这种心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的。更何况，我们看到唐朝本朝人对她的评价是相对客观的，除了对她杀唐宗室、任用酷吏等方面有些说辞之外，其他的还是比较肯定的。她去世了该给的名号也都给了，甚至没有追究她私生活这个事儿。虽说李显、张柬之等人以此发动了神龙政变迫使她退位，但那不过是个由头而已，要回皇位才是真的。
如果唐朝人真的在乎这事儿，也不会让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这事本身更有意思或者有意义了，到了宋朝，尤其到了南宋，人们就抓住这事儿不放了。北宋司马光所主编之《资治通鉴》，对武氏严厉批判，南宋更厉害，清朝就不能用厉害二字了，简直可以用凶狠来形容。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评价武则天“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
为何？原因很简单：在唐代儒家正统观念还没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但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期间，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轻女的舆论决定了对武则天的评价。
到这儿，我要多说几句：在中国历史上对妇女态度问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靖康之耻（靖康之乱）。这之前，中国妇女的地位挺高，思想意识也较为开放，但自从有了这次事件，有了金人那次大规模掳掠中原妇女行径之后，中国妇女的地位便不怎么样了。
那些只会拿笔杆子的宋儒们没想怎么让枪杆子活动起来、变得有力些，怎么在困难之时保护妇女，反而认为在那次?“百年国耻”的灾难里，被掳女性普遍缺乏“贞洁观念”，并开始在意识领域大做文章，弄出了个“贞洁牌坊”。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武则天的“三千百首之说”，是在这个时候被“追加”上去的。当然，也应该看到，什么事儿也不是全控在“儒们”的手里的，他们还没有不让别人完全不说话的能力。赵翼（1727—1814年6月5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他评介武则天私生活时就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
近现代，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当然也不把这当个事儿了。但是，通过武则天这个人，通过人们对她私生活的评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妇女的地位变化轨迹。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三千百首之说”就不是个“娱乐节目”了，是可以给我们启示的。（文/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