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国家，百姓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国家产生关联，尤其是经济活动。出于强化集权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往往最关心富国强兵，当然也认识到实现“上富”必须先“下富”。孔子说“百姓不足，君熟与足”、“民不富，难以施仁”，虽然也强调了民富，但只把这个看作实现国富的手段。
也有人认为国富与民富其实是相矛盾的，商鞅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赤裸裸地道出了心机。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对人和一切资源的全方位控制。
民富不富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国富。商鞅或许认为早他200多年的管仲虽然通过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由于过分强调富民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所以“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仅昙花一现。
孔子是儒家，商鞅是法家，在民富还是国富的问题上儒家更容易赢得人心，而法家更容易为统治者接受。司马迁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又讨厌法家的做法，《货殖列传》引用了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进一步阐释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国家不仅要富裕更要安定，那就得让百姓“知礼节”，百姓只要富足了自然会“知礼节”。
“货”指的是财富，“殖”指的是增长。财富的增长首先来自于经济个体，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不仅实现了富裕而且会更渴盼稳定，这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国富、民富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因为国富所以才要“使民富”，它们其实是融合于一体的。
重农，还是重商
如何实现民富、国富呢？传统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农业，“末”是农业之外的其他各业，包括手工业、商业等，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民富国强。
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像商人这样靠从事交易而致富的人是“蠹虫”。司马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周书》上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各行各业的重要。农是农业、工是手工业、商是商业、虞是从事山林渔猎的人，农、工、商、虞四业互相无法替代。
在这四业之中司马迁更强调商业，《货殖列传》就是为成功的商人们立传，其中包括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这些“企业家”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不仅被舆论歧视，而且经常受到政策的打压。
汉初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后来更视商人为亡命、赘婿这一类人而进行贬斥。
司马迁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进一步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现代经济学认为工业的附加值确实比农业高，而商业、服务业的附加值又比工业高，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