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说的。太史公说这话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做心灵鸡汤，而是要为我们上一堂经济课。
崇奢，还是崇俭
看《史记》，有人说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史学巨著，也有人把它当文学作品看，其实它里面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
在这两本书中，司马迁认为人天性是逐利的，而且没有什么不对，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这句话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因为在此之前的诸子百家和统治者无不重义贬利。
《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经》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连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
但道德的高标无法掩盖人性的现实，经济决定道德而非道德决定经济，哲学可以理想化，经济学必须务实。在现实中重利轻义的人是有的，他们被称为君子。
但社会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人因为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在一个人人利他的社会里理想也就消失了。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司马迁认为不能回避欲望、利益，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即人人拥有且无法抑制，“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
既然逐利是客观的、享受是正当的，那么鼓励致富、鼓励消费也就是自然的，这一点司马迁的看法也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前诸子百家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抑制消费需求。
司马迁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美好的东西“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正是因为大家自觉追求这些东西，同时也努力创造这些东西以换取别人的成果，所以经济才得以繁荣。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来自面包师、屠户的恩惠，而出自他们为自己谋利的打算。这就是“经济人”的概念，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司马迁的认识与此相同。
富国，还是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