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
这也说明，只有皇帝在对某方面事物表现出极大兴趣的时候，政府和民间才会在该方面投入精力以促进发展，不然其是很难获得足够资源支持的。同时，大部分君王在坐拥权力后，要么极尽享乐，要么忙于政事，自己的兴趣爱好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成了头等大事，而与科技相关的是工商这两种人口流动性极大的产业，如若让其发展起来，难免会对社会的管理产生一定的困难。
此外，限制科技还有利于对下层民众的愚弄。如康熙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科技感兴趣的帝王，其主要目的也只是凭借特权来炫耀自己的知识，甚至于不准外国传教士翻译科学文献，“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并未真正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
2、古代思想的局限性无法提供科学进步的动力
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盛行，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对大部分人来说，入朝做官是为国家做贡献的最好办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尤其是在后期儒家思想愈发僵化的情况下，对更多平民百姓来说，做官是自己荣华富贵、提升社会地位的最好办法，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在为此奋斗，以致到了疯狂的地步，范进在中举后的表现便可见一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在促进科技发展这一方面做出努力，甚至于就算写出科技著作，也只不过是一个被冷落的结局。如宋应星就曾对其《天工开物》的下场作出愤慨的评价：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也。
《天工开物》
由于儒家思想中对人与自然的关心，导致古代科学在大体的发展方向上呈现出满足民生的特征，科学技术的实际功用便显得十分重要。一旦某一科技满足了民生需求，古代科学家便失去了继续研究与改进它的动力，久而久之，该类科学的发展就陷入停滞阶段。除此之外，古代中国人在思想上更注重单纯的理论知识，并不擅长将这些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得出新的结论。相反，他们崇拜权威，对书本中的知识深信不疑，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变得更加困难。
3、工匠群体在科学技术交流上的断层
在科学方面的教育上，一直是父子或者师徒相传，传播方式极其单一，且传播面也显得较为狭窄，甚至个别独家技术在经历战乱、疾病等突发事件而失传也是极为有可能的。而对古代匠户来说，个人的技术是自己得以谋生的唯一手段，也是自己家族的不传之秘，匠户之间的技术交流也因此变得几乎不可能，闭门造车成为主要的科学发展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