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天，到了夜间，我才发现溥仪确实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从李玉琴那里回来时，我都困得拿不起个儿来了，而一听见他回屋的动静，就得赶紧勉强挣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针头全神贯注地为他注射。
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有一天后半夜，我为溥仪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缉熙楼时，外面的麻雀已经吱吱喳喳地叫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天已经快大亮了。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在思忖着，溥仪的生活这么没有规律，注射什么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点儿，比这恐怕要强得多。
可那时，我全然不知道，溥仪的生理早已经在京城的宫内，就随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没有节制而陷于完全病态了。
据我后来所知，溥仪与李玉琴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幸福”可言。
溥仪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态心理，对“福贵人”不可能有哪门子温暖，只是拿她作个解闷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后来亦曾谈过这方面的情形。她说：
“溥仪有一天曾经对我谈起，我一天都是烦人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欢乐的事啊?只是你一来到这里，我才稍微高兴一点儿。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高兴才对。我高兴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直到此时李玉琴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溥仪在烦闷之时，手中的一个活“玩具”呵!实际上，她也是刚刚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不久。
在伪宫内近于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个大个的布娃娃不松手，算是作为她的精神寄托。
宫里头知道的人们中，甚至有人不免说她单纯得近乎有点儿“憨”。话说回来，哪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整日里被圈在一个不能轻易见着人的地方，还能够有内心的真正欢乐呢?!
偶然，也可以见到溥仪带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电影，虽说都是那些看过了多少遍的旧片子，毕竟在单调的生活中有了一点似乎新鲜点儿的内容。可是，次数少得太可怜了。以后由于战事紧张，宫内干脆就不让放映电影了。
于是，这惟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没了影儿。
愁闷中，李玉琴想方设法地寻开心，竟又独出心裁地学起了骑自行车，在宫内四处逛游，但可叹的是，她连伪宫大门口都没有骑出去过。
岁月如流。待她走出伪满宫内府的大门之时，已经是日本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伪满洲国垮台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们在伪满宫内所见之人，无不充满了悲戚慌遽之情，真应了那句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糊里糊涂中，李玉琴跟随溥仪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溥仪临走时，曾告诉她过几日再来用火车接她去日本，谁想竟一别十几年后才见的面。
哎，回想起来，她在那段日子里，真是一个无福的“福贵人”。
当我们随溥仪去了苏联后，她便伴随“皇亲”一行人，在东北飘泊了一阵子。没辙的情况下，她又跟着何长工带领的一支东北抗日队伍，在风雪呼号中行军，颇受了不少的罪，后来总算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长春的家里。
尔后，她又由于某种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里五号溥修的住处。虽然至此溥仪的下落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让她为皇上“守节”。她对溥仪当时还存有“迷信”心理，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为被苏联人俘获走的溥仪，莫名其妙地守上了“节”。
这种状况，竟至维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是多少个凄凉的日日夜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