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众人离开敦化时，婉容被关在了敦化的监狱里。不久，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就悲惨地死在了这个远离北京的狱中。
当溥仪特赦后，我们俩见了面，他曾经非常痛惜地谈起过婉容的可悲的命运。他伤感地说：“唉，她后来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惨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也是有罪过的呀……”
提起这个话题后，溥仪好长一阵时间没有说话。可以想见，每念及此，他的内心深处尽管十分复杂，但也是内疚不止的。
显然，“皇后”的悲惨下场，“皇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溥仪无法否认的。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三节 谭玉龄临终目击
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