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传》载诸葛亮之言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云云。
诸葛亮以入蜀首功归之法正，深加赞赏，而丝毫没有说到自己起过什么作用，也未提及自己早在《隆中对》中首倡的入蜀之议与后来刘备入蜀之行是否有关。入蜀本是刘备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他之未敢主动攻蜀，照理说所虑在于进无必胜之势，退为孙权所乘。刘备有法正之邀，前一方面的顾虑不复存在了，可是他仍然踌躇不前。
《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庞统说刘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可权借以定大事。”
《通鉴》系法正之邀刘备和庞统之说刘备为一过程，先有法正之说，“备疑未决”，庞统乃言于备云云。这就是说，法正建说，庞统决疑，而诸葛亮本人则未曾参预议论，没有起什么作用。
尽管如此，历史地分析这一问题，入蜀事成毕竟是诸葛亮《隆中对》主要的应验之一。有入蜀的成功始有三国鼎立，始有诸葛亮治蜀业绩，始有西南腹地的开发，始有巴地与蜀地更紧密的联系，始有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豁然贯通。这些都是极重大的历史成果。如果说刘备在荆州占有地盘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一步的实现，那么进据益州就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二步的实现。客观进程就是这样。
但是诸葛亮可能没有想到，进入益州以后，《隆中对》的进取就达到了极限，此后的任务，只是如何保据守成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开拓。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为地理、财力、人力、军力等条件所限，是难图境外发展的。
刘备入益州后，本来是应当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他自己只有善保边境、经营益州的事情可做。《隆中对》中自宛洛、秦川北伐之事，如果不是书生议政，纸上谈兵，就只能是虚张声势，以进为退。如果是后者，还不失为一种策略；如果是前者，那就要误事更多。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在当时蜀国的条件下，结果只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