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记载，天禧元年，店宅务共有23300间，汴京仅廉租房租金收入达到了140093贯，可以清楚算出每日租金仅为十几文，月租金500文。到了天圣年间，店宅务共有26100间，收入仅为134629，不升反降，每月租金降至400多文。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有记载“八年正月诏，市中延燔官舍，其修益讫移居者，免僦居二十日;应僦官舍居，赋直十五钱者，每正至寒食免三日之直”。记载中写道，日租金十五问以下，寒食节三日房租可减免。所以，每日房租问题，大致就是每日十五文，与上述论断相符，而十五文在宋朝唾手可得。
苏辙《论雇河夫不便札子》中有言：“民间出雇夫钱，不论远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可见此时汴京最低劳动力应该是每日二百三十文。假使在汴京劳作一天，虽然没有居所，但是足以在宋朝提供的“廉租房”居住十五日。从这个角度来看，“廉租房”的存在毋庸置疑，但是为什么宋朝会出现如此体恤百姓的政策呢?
“廉租房”产生的原因
“人口暴涨”：据统计，宋朝太平兴国五年，全国人口约为3200万人，这个数字与古时的生产力相对匹配。但是由于占城稻的引进加上宋朝鼓励生育的政策，到了大观四年，仅承担赋役的人口就达到了4600万，由此可以估计，此时全国人口就已经突破过亿。然而这并非是宋朝人口的高峰，在靖康之乱前夕全国总人口约合12600万人。人口倍数增长，不仅为宋朝提供了人口基础，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也为宋朝带来了住房压力的问题。
“虹吸效应”：虹吸效应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远远大于农村。宋朝总体来说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将农业劳动力大量闲置。而宋朝商业的发展也为扶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十分发达，如轻纺业，采矿业，造船业等发展迅速。城市经济生机勃勃，但是对于中下层务工人群来说，在所在工作地点置办产业仍不现实。他们的住所问题不可能以个人方式进行消化，此时宋朝的“廉租房”政策解决了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