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写血书表达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工作、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宛家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的求婚。1935年5月，他们举行了盛大婚礼，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是证婚人、介绍人。《申报》作了报道。
◆黄慕兰出秦城监狱时留影。
“我嫁给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对于这第四段婚姻，黄慕兰袒露心声。
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舞台，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圈，上海的顶尖人士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在作家的作品中，也能隐约看到她的影子。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也借鉴过她的传奇故事。
已然是“上海名媛”的黄慕兰，开始进入金融界，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理当时的已经破产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事宜。成功之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与上海当时的众多头面人物，如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交往。从此，黄慕兰利用人脉资源可以游刃有余地帮助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就藏在通易公司办公室；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的保险箱中；当时的进步社会运动，很多都得到黄慕兰出面担保的透支户头的资助，如《鲁迅全集》的出版等。她被称为“上海经济实力最强的抗日妇女”。黄慕兰此时有了多种头衔：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黄与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却不能对夫家坦白自己的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她知道丈夫的秘书也是地下党人，但陈却蒙在鼓里。政治工作和感情生活在她内心冲突剧烈。这些痛苦使她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一切荣华富贵：到延安去。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黄慕兰的工作事无巨细，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还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成为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沙龙“星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再次提出离开上海到延安去。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正如黄慕兰所预感的那样，不久之后，她就和陈志皋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了。黄慕兰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这封抗辩状从狱中传出，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她被轻判两年，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家又热闹起来，她成了沪上文艺界“民主沙龙”的女主人。不过，由他们夫妇一手创办的通易银行却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
◆1984年，黄慕兰(左二)和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夫妇迟迟未被安排工作。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去台湾。黄慕兰则坚持带着四个孩子继续等待。“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陈志皋在台北做律师，直到1988年病逝，享年79岁。
1955年6月，黄慕兰受“潘杨案”牵连，以“叛徒、特务、反革命”罪名入狱，之后是17年监禁和8年上诉，直到1980年5月，她才在邓颖超亲自关怀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91年，中组部最终承认她的党龄。1993年夏，黄慕兰定居杭州。
◆2009年，102岁的黄慕兰。
离休后的黄慕兰笔耕不辍，2004年出版了32万字的《黄慕兰自传》，8年后修订再版。人们从那娓娓文字和多幅珍藏照片中，领略了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革命史，一位红色女谍的传奇人生。2011年7月9日，黄慕兰老人在杭州度过了她的105岁生日。“我生性好强，对中央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伤，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或许是我健康长寿的秘诀。”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以110岁高龄在杭州辞世，走完了她传奇坎坷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