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几经劫难失而复得的宝书，最终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但陈君葆感到欣慰和高兴，郑振铎得悉后也欣喜至极，因为他和朋友花了两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收集到这些珍贵古籍，抗战爆发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对这些书的下落魂牵梦绕，挂念不已，现在找回来了，哪能不喜!而他对陈君葆这位从未谋面的远方朋友，自然也怀着感激之情。
3万册珍贵古籍回归中国虽然发生在1946年，但此事同样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陈君葆、陈丕士等人时，亦当面肯定陈君葆对保护国家古籍的功绩。
事实上，陈君葆除了设法寻回古籍外，还协助过郑振铎在香港收购其他流失的国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的内战，不但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且由于战乱，很多国宝都流失境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外汇短缺也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时任新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仍想方设法回收中国流失的文物，其中较突出而又鲜为人知的是一批古钱币。
1951年初, 郑振铎连续写了几封信给徐文垌先生。徐文垌是我国文物家徐森玉的儿子，曾就读北京辅仁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解放前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是艺术珍品收藏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文化部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
在信中，郑振铎指示徐文垌在香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一批古钱币，并设法托可靠之人进行，同时要求出面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古物鉴赏能力，以免买到假货或贵货，郑振铎在信中还说，这一出面人由胡惠春先生或陈君葆先生出任为妥。最后, 徐文垌找到了陈君葆, 陈君葆慨然应允,此后陈君葆佯称买家代表人,出面与卖家会商，最后成功地购得了这批古钱币,
这批古钱币共80箱，原叫价120万港元，经陈君葆出面商谈，最后以80万港元成交，为新中国政府节省了40万港元。以当年的币值，这无疑是一宗巨额交易，而更为重要的是，陈君葆为国家收回了一批重要宝物。而且,他以私人委托人的身份购买，可以避免卖家得知买家是政府后大幅提价。
收购古币，也是郑振铎与陈君葆继保护3万册善本古籍后，为祖国文化共同尽力的又一贡献，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彼此间的互信和情谊。
此外，陈君葆还在香港设法购买到《四部丛刊》、《吕氏春秋》、《晋会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以及一些有价值的旧杂志、地方志等。其中，《晋会要》还是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汪兆镛的手写原稿。1951年陈君葆发现这一原稿，就请他的朋友李绳毅先生以重金买下，通过郑振铎献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1951年7月16日上午，通过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事先安排，陈君葆利用他带领香港学生访京的机会，前往位于北海公园团城的国家文物局，拜会了局长郑振铎。两位神交12载的友人，终于第一次见面握手。
1955年12月，陈君葆还借陪同香港大学英籍教授访问北京的机会，将他珍藏的《东庄集》通过郑振铎转赠北京图书馆。该《东庄集》的作者吴宽是明代知名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因此这本《东庄集》极具文物价值。为答谢陈君葆，郑振铎特别刻了一枚“水云楼主曾藏”的印章送给陈君葆，并在《东庄集》上加盖此印章，以示郑重。由此也可以看出，郑、陈两人之间高洁而优雅的交往方式。
郑振铎为中国的文化事业默默奉献了一生，为保护中国珍贵古籍，为保存中国的古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怎奈天意弄人，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离开人世。陈君葆得知此噩耗，万分悲痛之余，在香港《乡土》杂志上发表《悼念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高度赞扬郑振铎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并希望郑振铎的文化功绩能永远留存。
而今，郑振铎与陈君葆都已离开了我们，他们救护国家珍贵文物的功绩以及在此过程中结下的真挚友谊，将永存世人心中。他们保护国宝的义举代表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而不亡、饱受沧桑而依然生生不息的背后，有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奋斗与牺牲、辛劳与汗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