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国难当头之际，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走的时候免不了要带上金银细软。但是对于那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陈旧故纸——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却很少有人去关注。比如藏在南京中央图书馆的3万册我国古代的善本书，就一度被许多人忘得干干净净。这些古籍是此前郑振铎、张元济等当时的我国文化界人士，多方设法，花巨资购买的，价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代版的罕本或绝本，一旦遗失，将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憾事。设法为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贵书籍谋求安全出路和安身之所，成为当时郑振铎、徐森玉等人心中的头等大事。
当时，最理想的办法是将这些古籍直接运至中国大后方，但鉴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险恶的时局，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而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先将书籍运到香港，再转至缅甸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这迂回辗转艰辛之路，确实费了当事者一番苦心。可是，书寄到香港，总需要有一个接收的地方和联络人。最后经多方考虑，郑振铎等人决定将香港大学图书馆确定为这批珍贵古籍的中转安置场所。恰好当时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任港大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又担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这样，许地山与陈君葆就成为接收这批古籍最为合适的人选。
从1938年起，郑振铎与徐森玉便将古籍先后一包包邮寄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为了接收和安置这些珍贵古籍，许地山和陈君葆常常亲自跑到码头以至船舱去交涉和提运，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二人常常以步代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许、陈二人为了保存好这些国宝，完全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废寝忘食，努力去完成这件有重大意义的护书工作。陈君葆甚至还曾亲自将徐森玉寄来的文化瑰宝──《汉代木简》，送到香港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去存放。他对此事的热忱和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寄书者只能力求尽快寄出，以摆脱险境，来不及加以整理。因此，当书籍到达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后，还需要整理才能发运到缅甸仰光。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到1940年年底，郑振铎从上海先后寄到香港的线装书已积存了几万册，要安全妥善转运这批书，必须认真整理装箱，所以许地山与陈君葆当时就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人士负责整理，共装了111箱，计3万册。这些古书都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民族文化瑰宝，十分珍贵。
正当预定的运送计划紧锣密鼓进行之际，不幸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原先负责接收和整理这批书籍的重要人物许地山先生，突然于1941年8月4日逝世。这一变故发生后，原有的护书重任自然就落在陈君葆的身上;许地山的后事还没有料理妥善，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原打算将古籍经香港运往仰光的水路已经断绝，无奈之下，陈君葆只得重新设计运送图书的线路，他的方案是，先将这3万册古籍运往美国寄存。
于是，陈君葆着手为这批书做好运往美国的准备，在111个装满古籍的箱面上写着：“寄给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寄”这样的英文字样，并等待着在1941年12月6日这天，将书搬上美国的“格兰总统号”邮轮运走。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时局不稳，“格兰总统号”在香港的停靠时间临时缩短了，根本来不及装载货物，这111箱书就这样搁了下来。当时局势日益紧张，形势瞬息万变，日寇随时可能进犯香港，错过了这次运书机会，陈君葆捶胸顿足，叹息不已。可是，就是这次令陈君葆懊丧不已的，与“格兰总统号”邮轮的擦肩而过，竟然使得这3万册古籍躲过了一场万劫不复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