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也是对付各种疾病的一生。胃痛、牙疼、肺病，等等，不时来纠缠他。在鲁迅的诸种病症里，发热比较常见。如果统计鲁迅日记，会发现他自己提到的“发热”次数是很频繁的。“规那丸”（即奎宁丸）等退热药也是他必备和常要服用的。鲁迅自己也常会提到流行病对他的侵袭，其中就有“西班牙流行感冒”。当然，应该是鲁迅自己认为是“西班牙流行感冒”。因为他所说的这次感冒还真不是1918年，而是1934年。
1934年11月，鲁迅身患感冒。当月，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说：“舍下大抵都好，只我伤风，发热一星期，大约就会好的。但在发热时似有身体在膨胀之感，倒也不是没有趣味的事，这是西班牙流行感冒。”稍后的信中又说：“我每晚仍稍发热，弄不清是因为疲劳还是西班牙流行感冒。大概是疲劳罢，倘是，则多玩玩就会好的罢。”语气不失从容。12月致曹聚仁信中说：“一月前起每天发热，或云西班牙流行感冒，观其固执不已，颇有西班牙气，或不诬也。但一星期前似终于退去，胃口亦渐开，盖非云已愈不可矣。”话中带着谐趣。但这次感冒拖延时间其实很长。在致曹靖华信中就说道：“这回足足生了二礼拜病，在我一生中，算是较久的一回。”实际上此信后仍有反复，所以才有“观其固执不已，颇有西班牙气”一说。
实情却是，这回的流行感冒不但拖得时间久，而且对鲁迅身体的影响很大，有点“转折点”的意味。一向谈疾病带玩笑语气，对治愈前景持乐观态度的鲁迅，言谈中也会露出身体大不如前的信息。去世的前一年也即1935年，他在致友人信中就主动说到这一话题。如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上海也总是常有流行病，我自去年生了西班牙感冒以来，身体即大不如前；近来天气不好，又有感冒流行，我的寓里，不病的只有许（即许广平——本文作者注）一个人了，但今天也说没有力气。不过这回的病，没有去年底那么麻烦，再过一礼拜，大约就可以全好了。”同日写给萧军、萧红信中也说：“今年北四川路是流行感冒特别的多，从上星期以来，寓中不病的只有许一个人了，但她今天说没有气力；我最先病，但也最先好，今天是同平常一样了。”5月14日致台静农信中，则流露出更多无奈：“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因为我自去冬罹西班牙性感冒之后，消化系受伤，从此几乎每月必有小病一场了。但似未必寿终在即，可请放心耳。”
发生在1934年冬天的这场感冒，让鲁迅体能下降加速。当然不能说他最后逝世的原因就直接源于这场感冒，而且也不能确定他所患的就是“西班牙流行感冒”。这种“自主命名”，可能也是那个年代人们对流行感冒的一种泛指吧。毕竟十几年前的那场流感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世界大战。
说“西班牙流行感冒”肯定不是源自西班牙，这也是疫病命名污名化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就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西班牙感染人数更多而已。多少年过去了，还只能这么称呼，可见污名化的结果多么严重。联想到当下，各国确应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命名原则，即不把病毒联系到一国、一地、一人，甚至于一种动物。当然，清者自清。“西班牙流行感冒”的说法虽然沿用至今，但科学家们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即“西班牙流行感冒”的真正源起，至今尚无法做出定论。我们能做的是争取科学防范，努力精准施策。即使鲁迅110年前写下的“讲义”里，也有值得借鉴的防疫启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作者：阎晶明
编辑：刘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