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陶勇那由于冰冻过久已经变形的尸体，望着那脸如凶神的三个公安人员，他知道将军蒙受了不幸。看着陶勇遗体被推进了焚尸炉，三个公安人员自以为完成了任务，跳上吉普车，扬长而去。
出灰时，蔡其家不动声色，把陶勇遗骨单独放在炉子的一边。中午，趁别人不注意，他把将军遗骨装入一只铁畚箕，顺手拿起铁锹，悄悄来到附近的假山上。为了日后便于寻找，他在三棵冬青树间，挖了一个近一米的土坑，倒入骨灰，放入写着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尸牌，含泪埋好。
这一切，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谁也不告诉。他明白，万一走漏风声，马上就会把他投进监狱。好在他平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秘密行动。我问他为什么要冒死保存陶勇骨灰，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敬佩这位老将军。”
他随口而答，说得那么诚朴，却又那样深刻。陶勇将军死了。他活在人民心中。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墓碑，大理石的、花岗石的、嵌瓷像的、镶金字的，但弥足珍贵的是心碑。心碑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心碑无法用权势树立，无法用金钱购置。为人民奉献自己一生的人，人民会在自己的心中为他矗立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心碑比不锈钢还不锈，比花岗石还坚硬，比大理石还瑰丽多采。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李作鹏作为林彪死党成了阶下囚。陶勇冤案，总算有了平反的希望。但是把希望变为现实，还要经历漫长的磨难。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刚刚走马上任，邓小平就抓了为陶勇平反的工作。他写下这样的批示：“陶勇同志是有战功的，要为陶勇同志昭雪。”这批示震动了东海舰队。龙华火葬场一位职工的爱人在东海舰队工作，听说陶勇平反，在闲聊时透露了这一信息。“真的吗？”蔡其家眼睛一亮。
“真的，听说，要给陶勇开追悼会。可惜，陶勇的骨灰没有了？？当年，陶勇的遗体被公安人员押来火化，不留骨灰，曾使火葬场的工人们也都为之叹息。
“陶勇的骨灰在这里。我知道。”蔡其家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消息飞快地传到东海舰队、传到陶勇的儿女们耳朵里。东海舰队派人陪着陶勇子女来到龙华火葬场。
蔡师傅讲述了那天公安人员押送陶勇遗体前来火化经过，与舰队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吻合。
蔡师傅带领陶勇子女来到那座假山，找到那三棵冬青树。轻轻挖，细细挖，那一堆白骨终于重见天日。在遗骨中，找到了锈迹斑斑的焚尸牌，上面“陶勇”两字仍依稀可辨。
紧紧地，久久地，陶勇子女握住蔡其家的手，滚烫的泪水滴到了他的手上。他们敬佩自己的父亲，也敬佩这位普通的工人。是的，是的，大海以它的波澜壮阔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小溪也以它的透明纯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职务有高低之别，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
大树与小草，那清新的绿，是同样令人生爱。中国的天空，在1975年春天，刚刚从云眼里透过一缕金阳。转瞬之间，又乌云如泼墨，“四人帮”的发难，使邓小平不得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下台，为陶勇开追悼会也就告吹。
1977年夏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将军英魂昭雪，派出专机，从上海把蔡师傅保存的陶勇骨灰，运往北京。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许世友一得知陶勇追悼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在会上说开来了。李先念说：“我出席陶勇追悼会去，陶勇将军是我军一员战将！”陈锡联、粟裕、苏振华等老战友也都说去。
陶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嘱咐，陶勇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裁判：机关算尽的林彪，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陶勇十年沉冤，终于彻底昭雪。
历史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时过境迁，谋害陶勇的黑幕，一直未能水落石出。虽然来自中央的调查小组曾查获不少重要线索，但是破坏了的现场和当时的混乱，给重新侦查带来了许多困难。
我久久地观察着陶勇生命的终点——那口浇花小井。这口井，竟已被人挖宽、挖深，砌上井台，还加了个铁盖，面目全非！
照现在这个模样，是会淹死人的。可是，那儿的老同志都说，原先的井又小又浅，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强按在井里，淹不死人的。现场，竟被严重破坏到这样程度。
粟裕大将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再三提到战友陶勇。“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
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去不返。但是，陶勇英名已永驻青史；他的生，给历史增辉添彩；他的死，给后人留下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