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当时对待感情上的态度而言，郭沫若的所作所为也已经让人颇为不满。而当听闻郭沫若对自己的诽谤之语后，鲁迅先生却并没有选择污言秽语，而是在四字基础上加上一字，骂郭沫若乃是“才子加流氓”。对于这样的评价，对于时人而言切中的恰恰正是郭沫若的软肋。虽然鲁迅先生仙逝之后，对于郭沫若其他情感纠纷并不知晓，但对于后人而言，“才子加流氓”可谓是郭沫若一生的真实写照，世人不由得笑道，这就是真的郭沫若。
当然，我们有必要说的是在听闻鲁迅先生去世之后，作为唇枪舌剑、互相攻讦的对手，郭沫若 却表现出了对鲁迅先生极大的尊敬，在他所作的《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悼文之中，更是称鲁迅先生的去世，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这无疑也显示出了郭沫若作为大师的胸襟，二人也都是我们后人在文学学习上的榜样。
1977年夏，在陶勇将军遇害10年之后，一架“安——24”专机从上海直飞北京，机上坐着陶勇将军的老战友、老秘书和他的七个子女。
专机从北京机场降落时，一大群臂佩黑纱的军人已经在那里静候。舱门打开来了。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陶勇的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在肃穆的气氛中缓缓走下舷梯。将军当年被推上“风波亭”，不仅死后受到鞭尸之辱，而且在送去火化时，林彪一伙还批了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
是谁，在将军涂炭、身蒙恶名之际，勇敢地保存了将军的遗骨？都说“文革”使人变成了刺猬，用刺彼此提防着，用刺彼此攻击着。都说，“文革”使人心变冷，使人血变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到上海龙华火葬场采访，却见到了一颗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赤热的心。在一条僻静、狭小的弄堂里，幸亏有他的女儿带路，我才找到他的家。
小屋里，他正坐在残疾人专用的轮椅上，1979年一场车祸，使他半年不省人事，如今总算好了些，他在妻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五十来岁的他，头发已经黑白参半。
冒着生命危险，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的，正是他——蔡其家。
如果说陶勇是一棵参天大树，他只是一棵小草。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原先，他是农民。1954年，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他的一生的历程，用这么两、三句话就都包括在内了。
我请他追忆保存陶勇遗骨的经过。慢慢地、慢慢地，他用凄切的语调诉说着……
1967年夏日上午，一辆蓝白相间的接尸车，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押送下，驶入龙华火葬场，直奔焚尸间，从吉普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散了开来，严密监视着现场。从接尸车上抬下一具已经冰冻多日的男尸，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
那天，在炉前上班的，正是蔡其家。递给他的焚尸牌上，赫然写着死者如雷灌耳的大名“陶勇”！牌上还注明“不要骨灰”。他的心中一怔。连他这个文化粗浅的殡葬工人，也知道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是东海舰队功勋显赫的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