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该地区的许多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当然也培养除了一小撮超级富豪。在国际金融机构及其顾问的鼓励下，推动经济改革的政党最终也成为了转型的输家，因为选民在投票中对他们进行了报复。自由党消失了或渐渐变得无关紧要。而左派在东欧更遇到重重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右翼民粹政党出现了。他们号召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取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等保守派政客推动了类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减政府开支(军事支出除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经济金融化。这种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适应产生了一种类似的扭曲的利益模式。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只会加剧这个问题。在美国，政府救助了像银行这样的大输家，而那些收入最高的人实际上改善了他们的地位。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其他所有人都受到了打击。
相比可怜的东欧，美国特朗普和他的民粹主义利用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移民。在过去三十年里，移民特别是难民增加主要推动力就是战争，特别是美国发动的战争。这些战争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难民潮。在美国，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转化为各种政治色彩的仇外。右翼民粹主义者眼花缭乱地抓住阿富汗人、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和其他逃离战区的人作为全球化的另一个有害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