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后来美国第一颗卫星“CORONA”拍摄到的卫星图片，证实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署相关情况之后，美国才对潘可夫斯基上校的情报予以重视。美国人的另外一个政策性思维致使其一再推迟派遣U-2侦察机前往古巴境内进行侦察的时间。在1962年美国中期选举前夕，美国害怕一旦苏联地对空导弹击落U-2侦察机会引发潜在的政治及外交问题。
不过，后来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的坚持下，这种思维最终被克服了：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魁首，他获得总统派遣该型侦察机的批准，并在苏联弹道导弹正式部署之前，发现了苏联在古巴的动作。
通过对比此前获得的苏联境内导弹部署的卫星图片，以及潘可夫斯基上校秘密拍摄并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军情六处的SS-4与SS-5导弹绝密操作手册，美国不但确定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类型，还确定了苏联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发射场正式运转的时间。
这样一来，肯尼迪便非常清楚自己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制定并实施一项政策，说服赫鲁晓夫在美国发动直接军事攻击之前撤除所有导弹。还有一个政策性思维，使美国在1961年的“猪湾行动”失败后决定发起报复性行动。为此，肯尼迪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第二次清除卡斯特罗的行动，即“猫鼬计划”。
尽管有情报暗示在古巴境内扶植足以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强大势力是不可行的，但美国政府仍积极推进该行动。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美国政府甚至曾考虑过暗杀卡斯特罗的方案。几乎在苏联部署到古巴的导弹被发现的同时，被称为“国家情报心脏”的美国国家评估办公室便很清楚认识到，肯尼迪总统必定会坚守其“苏联必须撤除这些导弹”的政策承诺——无论是通过由军事力量支持的外交途径，还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