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了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案例：
某年大年初二，小伙刘某被舅舅指责"头发乱得像鸡窝一样"，两人发生争吵，刘某随即找到理发店剃短了头发。谁知，当天晚上刘某的舅舅和朋友聚会喝多了，醉酒骑车回家途中撞上了电线杆不幸去世。
意外发生后，刘某的舅妈声称其不顾"正月剃头死舅舅"的传统，坚持认为其行为属于"故意杀人"。这样荒唐的主张，自然不足以让警方立案，但舅妈不依不饶，向小伙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赔偿100万元，还援引了当地一位"大仙"的说法，主张死者是因为舅舅因刘某剃头的举动产生了心理波动，导致比平时醉酒更快酿成了事故。
央视网当时对案件的报道截图
幸而，法院这次没有乱判糊涂案，据央视网报道，法院在判决中解释了"正月理发死舅舅"的民俗来历：清朝时期，汉人思念明朝而在正月不理发的习俗，因此不剃头有了"思旧"的寓意，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逐渐被误传为"思舅"。这种源自"悼明"思想的民间俗语，自然不存在自然规律依据，也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决强调，车祸原因和理发无关，舅妈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面对这场闹剧，也有网友提出了一则有趣的法律问题：倘若有人真心认为正月剃头可以导致舅舅死亡，心怀恶意故意理发，是否构成故意杀人未遂？
这就引出了一个严肃的法律概念：迷信犯。
迷信犯，指行为人出于迷信或愚昧，采用客观上完全不可能实现犯罪结果的手段或方法，企图实现其犯罪意图的情况。例如，通过针扎小人、对他人衣物施法、隔空施法诅咒等行为试图取人性命，基于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了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迷信犯行为。
对于迷信犯，法律往往会报以"关爱智障"的眼神，并不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立法者认为，利用迷信手段诅咒他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成功，行为不具备现实危险性，虽然道德上令人鄙夷，但并不存在刑事处罚的必要性。
迷信犯和未遂犯，两者之间有一点关键区别：前者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目的，而后者指的是存在成功可能性，只是所幸由于行为人难以控制的因素而未能得手。例如，在他人床头贴符咒诅咒人患病，属于迷信犯，不构成故意伤害未遂罪；但如果在他人水杯中投放毒药，仅仅是因为杯子被目标打翻了或者毒药过期失去药效而未能得手，则属于犯罪未遂，应承担刑事后果。
但要注意一点：迷信诅咒他人的行为，虽然一般谈不上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施法过程存在扰乱公众秩序、破坏他人生活安宁的情况，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层面的寻衅滋事；如果对方因此感到不快，心理健康受到伤害，也有一定可能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获得精神损失赔偿。后一种情况，需要原告证明诅咒行为带有主观恶意，而本文开头所介绍的小伙正月剃头一事，由于事情起因是舅舅本人要求外甥注意个人形象，因此自然也谈不上存在恶意，小伙并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也许有朋友会追问：刑法中还有"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这一罪名，不是说迷信犯不承担刑事后果吗？
切莫望文生义，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针对的主要是指出于迷信对他人进行身体伤害的情况，例如因信邪教而教唆他人自焚、迷信所谓"驱邪"的说法用桃木枝抽打他人造成肉体伤害、组织具有危险性的仪式导致他人烧伤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语言或精神"诅咒"范畴，伴随着具体的物理伤害。
关于迷信犯的讨论，还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法律问题：
我们知道，面对不法侵害，人们可以进行正当防卫；那么，在受到他人诅咒的时候，能不能主动出击"打断施法"？例如，舅舅如果相信了"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说法，可否通过暴力手段阻止外甥理发呢，若将其打伤，是否需要判刑？
这种行为，理论上叫做"假想防卫"，即主观上臆想存在不法侵害，实际上自己的生命安全并未受到威胁，对他人进行"假想防卫"致人死伤，现实中大概率构成过失犯罪。
举个虚构的例子，某甲迷信所谓食材相克的说法，认为牛肉和草莓同吃如同吃砒霜，于是做了一盘牛柳炒草莓劝某乙吃下去。某乙同样相信这一迷信说法，认为对方蓄意谋害自己，于是大吼一声"我不吃牛肉"，挥刀将对方砍死。在这一情况下，如的确不存在科学依据表明两种食材搭配会使人中毒死亡，则甲的行为属于"迷信犯"，并非杀人未遂，而乙的行为则属于"假想防卫"，大概率被判处过失致人死亡罪。
小伙因正月理发吃了官司，这一荒诞的新闻，除了帮助我们理解"迷信犯"这一法律概念外，也提醒了全社会，需要进一步明确对"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避免碰瓷式的起诉占用宝贵的司法资源、扰乱社会秩序。
恶意诉讼，指当事人明知没有合法、合理的诉讼依据，为了损害对方或第三方利益，或者达到其他非法目的，而故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滥用诉权，指当事人虽然享有程序上的起诉权，但其行使权利的方式明显不当，超越了权利的正当界限，例如以骚扰、拖累对方或浪费司法资源为目的而提起诉讼。
事件中的舅妈，在有理由知道"正月剃头死舅舅"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缺乏合理合法的诉讼依据仍主张天价赔偿，个人看来应当认定为超出了合理的维权界限，背离了诉讼制度解决真实纠纷的宗旨，不仅影响了对方正常的生活，还占用了法官的时间精力，给真正需要主张合法权利的人们造成了不便，应当被追究责任。
这样说来，法院不仅应当还小伙一个清白，也有必要对滥诉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乃至惩罚，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