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贸投资上，德美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上的共识消散，双边经贸关系降温。美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国，德美双边经贸投资关系密切。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将关税武器化，迫使欧盟在北约防务分担以及对美国科技企业限制上让步。德国为留住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以及避免更大经济损失，曾力主美欧达成新关税协议。但此后美国仍以"国家安全"为由发起关税威胁。今年1月美国威胁对德国等8个向格陵兰象征性派兵的欧盟国家加征关税，虽又取消，却暴露出美国关税政策的随意性与反复性，加剧了德企对美投资恐慌。2025年德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腰斩，同比下降45%，对美国出口下降约9%。
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陷入危机，德国"跨大西洋主义"认同动摇。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联邦德国在战后得以重建经济。杜鲁门政府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标，支持阿登纳政府融入西方。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在冷战两极格局中，德美军事合作密切。1963年肯尼迪总统"我是柏林人"的演讲在德国回响半世纪有余。自由民主价值观成为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所在，并成为跨大西洋同盟凝结剂。至今，德国领导人访美时常重提往事，对美国战后经济援助表达感激。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德美价值观分歧日益凸显，双方在多边主义、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上的共识所剩无几。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直言，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结束，特朗普意图重返19世纪的国际秩序，但美国并未践行门罗主义中"孤立主义"的要义--即对国际事务保持淡然，而是奉行"强权政治"的逻辑，肆意挥霍其实力与权力。德国极为担忧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将倒退至"基于实力"的霍布斯式丛林世界。
在格陵兰岛危机发生前，科尔伯基金会民调中就已有73%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德美关系不佳。德国对美国的"绥靖"并未促使美国对欧政策变得宽容，美欧在联盟价值观、联盟安全以及经贸规则上的裂痕日益加深。格陵兰岛危机后，德国政界开始反思对美依赖，这种反思体现德国意识到对美国在外交、军事与经济上的一味追随有损德国与欧盟自身利益。当前德国"去风险、降依赖"政策同样适用于美国。然而，德国与欧盟的觉醒并不及时，德国政界有关欧盟战略自主与自信的"豪言壮语"仍面临较多现实制约，特别是欧盟防务自主拥有诸多制度与能力上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