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杰生认为，印度在外交政策领域需进行以下几点调整：
1、把自身角色定义为"以中美竞争为主轴的世界秩序里的一个战略摇摆国"，采取"深耕美国、管控中国"的策略；
2、自诩为"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联络员--苏杰生专门为印度创造了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形象，声称印度能调和这两大集团矛盾；
3、充分利用有利国际形势赋予印度的灵活性，在外交、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高度机会主义色彩，比如先后脚访俄访乌，或趁机挑唆边境事端等；
4、尽可能承接西方跨国公司从中国转移出的产能，提出"印度制造""自力更生运动""产业替代"等多项配套政策；
5、对华脱钩倾向更甚于美国，在人员往来（严格限制签证）、数字壁垒（封杀中国应用程序）、审批流程（拖延中资企业审批）、税收罚没（没收小米公司巨额资产）等领域限制对华交往。
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称："中国崛起使印度成为美国的首选伙伴，为印度打开了技术转让和防务合作的大门，在中国的诸多邻国中，印度是唯一有能力实施对抗的。"
孟买天际线。
然而在特朗普上任后，印度发现情况并不像它预期的那样--新冷战带来大量西方投资和产业转移。
事实上，西方正将更多的产业"回收"到本土，再不济也放到墨西哥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
而从中、日、韩转移出的产业绝大多数布局到了东南亚，毕竟距离较近，相当于一次产业链微调，到印度大举建厂的企业少之又少，富士康的iPhone代工厂勉强算是一个。
截至目前，印度吃到的"产业转移红利"主要就来自iPhone代工，因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苹果计划到2026年通过印度三家代工厂（包括最大代工商富士康、和硕以及塔塔集团）实现年产超6000万部iPhone的目标，这些货主要供应美国市场，全球其他市场的货仍由中国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