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7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份铁证--1940年5月至8月，侵华日军在日本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以10名患精神疾病的日本士兵为对象，开展了疟疾蚊虫感染活体实验。
工作人员展示刊载实验记录的旧军医团杂志
该实验由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后任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菊池齐等人指导，论文作者为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熊健治，完整记录于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
实验的操作链条很清晰：先让蚊子叮咬曾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士兵，再让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去叮咬那10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结果，10人中有5人在潜伏期过后发病，出现40℃以上高烧、头痛、全身酸痛、食欲不振等症状，实验期间曾对受试者使用药物。
你可能想问，这跟731部队有什么关系？论文明确记载，实验得到了石井四郎和菊池齐的指导。这意味着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体系并非只在中国东北运行，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日本本土，连本国士兵都能被当成"实验材料"。
陈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的原话是："这一案例暴露了侵华日军把人当成'实验材料'的罪恶本质，也证实了其实验范围延伸至日本本土，连本国士兵都不放过。"
那么，这篇论文当年是怎么被定位的？日本学者松野诚也（2026年8月17日首次公开该发现）披露，论文将该实验定位为"防止感染疟疾的士兵回国导致其在国内蔓延的研究"。而中方陈列馆的表述则指向"研制细菌武器"。
人体实验相关日文文献的正文首页
双方对实验目的的口径存在明显差异，但有一个事实双方都确认了：石井四郎指导了这次实验。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点--石井四郎的战后谎言。1946年接受调查时，他曾辩称"未开展相关实验、日本无需针对传病蚊虫加以预防"。而这份1943年的论文，直接戳穿了他的说辞，证明他不仅参与了，还亲自指导。
松野诚也则从伦理角度给出了判断："由于实验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实验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实验事实上可被视为带有强制性质的人体实验。"
他还说了一句更尖锐的话："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哪国国籍，只要无法对国家或作战做出贡献就可以当作受试者的冷酷，以及把人仅仅视为研究材料的想法。"
福岛县立医科大学副教授末永惠子也明确表态："这项感染实验并非以治疗为目的，存在伦理问题。实验的背后是军医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态度：将那些被隔离且无法发声的患者视为合适的实验对象。"
那么，这10名受试士兵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实验记录只写到5人出现高热症状、曾使用药物，未提及实验结束后的生存状态、是否康复、是否被用于其他实验。
你可能会追问：除了这次披露的案例，日军还用本国士兵做过其他活体实验吗？此前日本国内曾披露过多所大学对住院患者（含儿童）进行输血类活体实验的案例，但针对本国士兵的活体实验，本次是首次以罪证原件形式公开。
日本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呢？松野诚也、末永惠子等个别学者作出了有限评论。
还有一个被反复追问的问题：这次实验的数据，是否被纳入了战后美国与石井四郎的交易范围？战后美国确以豁免战犯责任为条件，获取了731部队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核心数据。但本次披露的1940年千叶县疟疾感染实验数据是否在其中，现有公开信源未提及。
罪证陈列馆展示美国包庇细菌战犯的相关展板
最后补充一个技术背景：731部队和驻北京的1855部队都设有昆虫班，专门繁育蚊子、跳蚤、苍蝇等媒介昆虫，用于研制昆虫细菌武器。
关键人员篠田统（731部队和1855部队昆虫班负责人）于1940年编制的《野外昆虫检索表》，详细整理了中国东北、华北主要传病蚊种的形态与特征，为日军实战提供了依据。
旧医学文献中的蚊类形态结构手绘示意图
这说明，拿日本士兵做实验只是整个细菌武器研究链条中的一环，而这条链条的终点，是对中国平民和战俘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活体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