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评价在政治上也有功能。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需要一个忠义的象征来稳定社会秩序，关羽的形象恰好符合这种需求。于是，关羽的死不再被讨论为一个军事失败的结果，而是被塑造成一种道德典范的牺牲。这种神化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大众心目中，"死有余辜"的历史分析显得刺耳甚至不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飞在史书中的遭遇。陈寿在《三国志》中仅用寥寥数语记录他的死，强调他性格急躁，严刑逼迫部下，招致杀身之祸。这样的记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单一的印象--暴烈、无谋、自招横祸。
问题在于，这种简单化的叙述很可能忽略了更深层的政治背景。范彊、张达刺杀张飞后，能在混乱中迅速逃到东吴，这意味着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组织和策应，而不是孤立的冲动之举。考虑到当时蜀汉正准备伐吴，张飞在军中的威望和兵权足以影响战役进程，他的被除掉，或许有利于某些权力派系的重新布局。
然而，这样的分析在官方史料中并不存在。对蜀汉政权而言，承认这是一次内部政治清算只会损害形象。于是，责任全部推给张飞的性格缺陷，这既合理化了事件，又避免追查背后的复杂因素。这种"简化真相"的方式，让张飞的冤屈在史书中延续了两千年。
在关羽和张飞的死因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历史记录往往会选择性强化或削弱某些信息，以服务于政治、道德和社会的需要。一个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一个被固定为性格的牺牲品，真实与叙述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远。
历史如何重审两人的命运
如果将关羽与张飞的死重新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评价会截然不同。关羽在荆州的军事行动固然有亮眼的胜利，但他在处理与孙权的关系时缺乏必要的灵活和外交手腕。
拒婚事件直接切断了双方的最后缓冲，贸然北伐导致荆州兵力空虚，都是战略上的重大风险。这些失误叠加，使他陷入孤立，被吴军和曹军前后夹击。关羽之死是政治与军事判断失误的直接后果，而非单纯的殉义。
张飞的情况更值得重新审视。他的勇猛在蜀汉军中无人质疑，从涿郡随刘备起兵，到长坂坡单骑退敌，再到汉中之战立功，他始终是刘备的得力干将。
这样的将领，在伐吴前夕被刺杀，不可能只是营中矛盾的偶发事件。范彊、张达的行动能如此顺利完成，并且带着首级安全抵达东吴，意味着有明确的路线和接应，这种周密性不可能由普通士兵独立完成。
从权力运作的角度看，张飞在军中的地位和性格都可能引发高层的担忧。刘备急于东征，需要一支绝对听令的军队，而张飞的暴烈脾气和独立性格或许成为潜在不稳定因素。虽然史料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人下令铲除张飞，但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历史公正需要面对这些复杂的可能性。关羽并非毫无过错的忠义化身，张飞也并非单纯的性格受害者。他们的死都与当时的权力格局和战略决策密切相关。只是，后世对他们的记忆经过反复加工，成为服务于文化和政治的符号。
今天再看，关羽庙宇香火依旧旺盛，张飞的形象仍停留在粗犷易怒的刻板印象中。人们习惯于接受这种符号化的记忆，却很少去追问背后的真实。这种差距，不仅是两个人的命运，也是历史书写本身的局限。
真正的历史往往不那么浪漫，也不完全符合道德预期。关羽和张飞的死，一个背负了不必要的神化光环，一个背负了两千年的冤屈，这正是历史在权力、记忆和叙述交织下的必然产物。去除这些附加的色彩，也许才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在乱世的棋盘上，都是被规则推向终点的棋子，只是走法不同，结局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