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国嘴"
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万历的软弱以外，还有机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代的言官主要有都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两者合称"科道官"。
其中，给事中还有封驳之权，可以否定皇帝决策，权利相当之大。
老朱设立六科的初衷是鼓励大臣直谏，纠正皇帝错误，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但后来就逐渐变味了。
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被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所以，明代的文人都很强势，敢跟皇帝对着干，而且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就算打一顿廷仗，回家种地，那也是光宗耀祖、士民典范，甚至打得越狠，地位口碑越好。
于是，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就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而"废长立幼"，维护祖制，永远正确，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炒题。
万历认为册封贵妃与立储根本是两码事，大臣们不该把两事联系起来，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对于这类奏章，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进行冷处理。
也许有人会说，皇帝有生杀予夺大权，还怕朝臣抨击，杀几个让群臣闭嘴不就完了？事实上，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又怎会采取这种野蛮暴力手段呢？
郑贵妃就为此经常嘲笑他："越看越像个老太太！"
但即便如此，万历还是守住了为仁君的初心。
万历十五年腊月，大理寺左评事维于仁上了一疏，痛斥万历"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
即便在今天看来，作为人臣，"维于仁们"的话也显得相当过分。但万历虽然每次都气得吐血，却并未因此大开杀戒，而是满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顶多也就是将维于仁之流革职了事。
万历二十九年冬，在生母的干预下，万历最终还是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并忍痛让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前往洛阳就藩。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把万历换成康熙，或者换成他的爷爷嘉靖，"国本之争"不仅不会拖那么久，而且，也绝不会是那样一种结果，甚至，"国本之争"根本就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