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1976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阿默斯特学院的中世纪欧洲史教授弗雷德里克·L. 谢耶特发表演讲，呼吁废除美国高等教育中曾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西方文明史"。关于这些通识课程的争论已在大学中持续数十年，在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愈演愈烈。
问题在于，如果学习西方文明被视为一种必须，那么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到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再到美国这个新共和国的实践，美国高校的本科生究竟应该学习哪一部分内容？而更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文明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内在一致性与实质内涵，从而能在教育语境中承载真实意义？这些课程催生了一场关于其在校园中定位与作用的亚文化论争，而这场随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论争，也恰是当今持续显现之文化分裂的先声。
这段课程的消亡史或许早已湮没于众多硅谷人的记忆之中，但却揭示出了我们当下所处困境的根源。这不仅仅是关于大学生应该学习何种内容的争论，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
除了能够为那些有幸入读名校者提供功成名就的机遇，大学教育的目的究竟为何？在宽容与尊重他人权利之外，我们的社会还应秉持哪些价值观念？高等教育是否应当、又该如何塑造一种集体认同，使其成为促进团结与凝聚共同目标的基石？后来参与缔造硅谷及推动计算机革命的那几代人，正是在这场对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价值重估中成长起来的。
传统主义者认为，本科生应接受一些基本的思想熏陶，接触柏拉图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但丁与马克思，唯有如此，他们方能理解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坐标。
当时的许多人都迫切希望能将支离破碎的历史与文化记录，构建为一套连贯的叙事体系。西方传统核心课程的支持者则略带实用主义地提出，美利坚合众国需要在日益多元的文化精英阶层中，构建一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与国家认同。
以1947年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为例，他主张构建一套统一的经典文本与叙事体系，甚或说是一种"神话"，以赋予学生"共同公民身份的意识、理性共同体的参与感、对任人唯贤制度的信念，以及对真理可随代际拓展与完善的信仰"。
这套西方传统核心课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推动乃至促成了将美国细碎且异质的文化经验熔铸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进程。这近乎某种公民性宗教，既扎根于跨越了数个世纪的真理与历史，又怀抱一种试图为国家事业提供统一性及根基的理想。
《科技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