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返回北京后，慈禧开启了她执政生涯中最全面、最深入的一轮变革：
1903年，设立商部，鼓励发展工商业；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这些举措的力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被她扼杀的戊戌变法。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宣布，意味着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过渡。
然而，仔细考察这些改革的实施过程，我们会发现慈禧的矛盾心态：她既希望通过改革挽救王朝命运，又担心改革步伐太快会导致失控。
以官制改革为例，1906年宣布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中，慈禧最关心的是军机处的存废问题。当载泽、端方等考察宪政大臣提出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时，慈禧坚决反对。她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变革将从根本上限制君主的权力。
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保留了军机处，只是对各部院进行了调整和合并。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暴露了慈禧的底线--她可以接受任何不触及核心权力的变革，但一旦改革威胁到个人权威，就会遭到她的坚决抵制。
要理解慈禧对变法的矛盾态度，我们需要探究她的成长经历和政治生涯形成的独特世界观。
慈禧，1835年生于一个普通的满洲官员家庭，1852年17岁时通过选秀入宫，被封为兰贵人。她凭借聪明才智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复杂的后宫斗争中脱颖而出，为咸丰帝生下唯一存活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
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26岁的慈禧联手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铲除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开始了垂帘听政的生涯。这段经历塑造了她的政治信念：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毁灭。
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慈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统治哲学。她既不像极端守旧派那样盲目排外，也不像激进改革者那样全盘西化。她走的是中间路线--在维护传统统治根基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吸收西方技术和管理方法。
这种中庸之道，使她在不同时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孔：
在洋务运动期间，她支持军事和工业现代化，但反对政治制度改革；在戊戌变法初期，她默许经济、教育领域的变革，但坚决抵制君主立宪；在庚子后新政中，她甚至接受了预备立宪的主张，却迟迟不愿付诸实践。
慈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是晚清中国困境的缩影。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统治阶层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不变则亡，变亦可能亡。
作为最高决策者，慈禧试图在变革与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然而，历史给她留下的回旋余地太小，国内外压力太大，使得她的改革总是显得步履蹒跚、左右摇摆。
1908年11月15日，73岁的慈禧走到了生命尽头。在临终前，她做出了最后一系列政治安排：立3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父载沣监国；同时规定"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令裁度施行"，试图死后仍能遥控朝政。
这一天，距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已过去47年。近半个世纪里，她目睹了大清王朝的逐渐衰落，也亲手推动或扼杀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努力。她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也留下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如何在不颠覆传统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纵观慈禧对晚清变法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演变轨迹：从有限支持到坚决反对，再到被迫全面推进。这一轨迹的背后，是她对权力和王朝命运的复杂考量。
慈禧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完全守旧派，她明白变革的必要性，早在1860年代就开始支持洋务运动。但她对变革有着明确的底线--不能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不能动摇她个人的权力地位。
当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变法触及这一底线时，她毫不犹豫地予以扼杀；当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时，她又主动推行比戊戌变法更全面的新政。
慈禧的困境在于，她试图在维护传统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这二者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化的过程必然要求权力分配、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革又不可避免地会动摇传统统治的基础。
这种困境并非慈禧独有，而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推动深刻变革？如何在吸收外来文明精华的同时保持文化自信？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仍在探索之中。
从慈禧对变法的矛盾态度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变革必须是全面而协调的，单纯技术层面的革新难以解决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深层问题；同时，变革也需要适度的节奏控制，过于激进可能引发强烈反弹，过于迟缓则可能错失历史机遇。
回望那段动荡岁月，慈禧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但她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变革与守成之间，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如何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课题至今仍在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智慧。
在晚清那段内忧外患的岁月里，慈禧太后坐在龙椅之后，手持大清朝的命运。她对变法的矛盾态度--时而支持，时而反对；时而开放，时而保守--折射出一个传统帝国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与迷茫。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而是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多维图景。唯有摒弃简单的善恶二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深度，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