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焦虑在政治高层同样有迹可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次公开表态中，同样以中国为参照批评美国制度效率。例如，2026年3月27日，特朗普在迈阿密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峰会上直言："你看看中国做得有多好，制造业多么发达。"
2025年12月，特朗普在签署人工智能行政命令时，更是以"中国就很团结"为例，呼吁美国内部像中国一样团结一致、专心干大事。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和特朗普的言论并非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认同，而是对"治理效率"这一工具性能力的认可。这种"羡慕"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对自身制度短板的现实焦虑。2024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南森·辛明顿在《美国事务》上发表题为《中国正在赢，接下来怎么办？》的文章表示："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到自身的体系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我们自己的机构热衷于破坏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健康。"
志愿者正在为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影响的联邦雇员提供食物。 纽约时报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及后续评论中多次强调，中国在执行力、长期规划及资源调配上展现了显著优势。艾利森主张，美国需要强化自身的长期战略能力与政策一致性，而非继续依赖短期政策工具应对系统性竞争。
（二）战略智库推动美国构建整体性国家动员框架
美国主流智库在应对大国竞争的过程中，正在系统性地向中国"政经耦合"的治理逻辑靠拢。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多份报告中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构建能够应对长期大国竞争的"整体性国家动员框架"，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整合"所有国家力量要素"，在经济、科技、军事与外交之间形成更高程度的协同效应。在具体路径上，相关研究并未主张对市场主体实施直接控制，而是强调通过财政激励、监管规则与产业政策，将私人资本、科研体系与国家战略目标进行系统性耦合。
这一思路反映出美国战略界的重要转向：国家不再仅作为规则制定者，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主动塑造资源配置方向。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在针对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在生物技术、关键资源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展现出较强的政策连续性与长期投入能力。这种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持续性布局，使其在部分关键技术赛道中具备累积优势。
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国家能力上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能够在"较低制度摩擦下实现跨部门协同与战略资源整合"。相比之下，美国长期受制于官僚体系分割与政治周期约束。因此，强化跨部门协调、打破政策壁垒，成为当前美国改革的重要目标。这种跨部门统筹与任务导向执行相结合的机制，在功能层面上与中国"集中协调、分工推进"的治理逻辑存在高度相似性，旨在通过制度重组来弥补其政策碎片化的天然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