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精英阶层与国际大都市接轨的生活水平，与棚户区居民挣扎求生的现状形成尖锐对比。这种空间上的阶层区隔，可能比传统的城乡差距更具社会风险。当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可视化到如此程度时，每个生活在棚户区的年轻人每天都能直观感受到这种不平等，这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澎湃新闻：面对长期制裁、通货膨胀、结构性失业和社会福利萎缩，伊朗政府运用了哪些制度机制来维持稳定？特别是在2019-2022年抗议浪潮后，其治理体系在权力结构、社会控制和危机应对方面做出了哪些调整？
洛布：其实一些迹象在2009年就已显现，但2017年后尤为明显--伊朗的抗议活动正形成周期性爆发。部分源于经济问题，比如政府削减燃油补贴导致价格飙升（因国家预算吃紧），但民众认为这种涨价甚至具有道德不正当性。2009年我在伊朗时，就目睹了民众因质疑选举舞弊发起的政治抗议，虽然规模不大，但2017年后每次抗议浪潮都在升级--后者不仅关乎经济，更针对警察暴力及对女性等群体的宗教社会压迫。
对许多军政精英而言，维护体制生存才是首要目标，民众承担的代价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裂痕正在加深，这种脱节极其危险。这也解释了为何改革派阵营内部会出现异见。
问题在于许多改革派早已丧失公信力，民众曾对他们寄予厚望，如今却视其为体制同谋。看看现任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最初根本没人想给他投票，最终勉强胜选也全靠最低限度支持。改革派得票率持续走低，投票率更是创下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
但另一方面，当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更包括经济资产）高度集中在少数军政精英手中时，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动改变现状。对多数伊朗人而言，前景并不乐观。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但凡有机会，很多人会选择离开，既为寻求经济出路，也为摆脱宗教社会束缚。
说到宗教，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时就有神职人员警告：政教合一将损害伊斯兰形象，政府的任何过失都会被归咎于宗教。在伊朗，宗教概念极其复杂：既有国家宗教，也有大量民众或因政权倒行逆施转向世俗化，或将信仰私人化以与国家划清界限。伊朗问题交织着宗教、民族主义和族裔矛盾，异常复杂。人们的行为动机不能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身份，关于伊朗国民认同的讨论本来就很激烈。
许多伊朗人经济困顿。若能推行实质性改革，这个国家本可释放巨大经济潜力，以国土规模、人力资本衡量，伊朗尚未充分释放其内在增长潜能。或许这正是美国内外某些势力坚持制裁的原因：他们不愿看到伊朗实现经济崛起。然而伊朗现行体制得以保留的原因在于其庞大的经济实体网络（如基金会和准国有机构）。这些机构雇员众多，即便员工未必认同意识形态，却不得不依赖其谋生。虽然具体规模难以统计，但它们确实在国家与社会间制造了某种畸形纽带，成为政权续命的关键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