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与稳定之间嬗变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议题还包括伊朗中产阶级。制裁之下，社会生活中有哪些明显迹象表明中产阶级正在萎缩？
哈比比：2018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由于制裁，伊朗的许多工厂、许多制造业单位要么不得不削减产量，要么已经破产。许多收入不错的中产阶级工作，如工程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已经逐渐消失了。
对伊朗中产阶级造成严重打击的另一个因素是通胀。因为即使他们有工作并且在领取薪水，薪水也没有跟上通胀的步伐。因此，实际购买力下降了。我们看到一些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中产阶级社区的住房，搬到低收入阶层社区。
食品或其他物品的补贴已经减少了，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石油收入来继续这些补贴。出于政治原因，汽油补贴仍在继续。我认为中产阶级的比例，曾经大约是50%，现在已经下降到社会的30%到35%之间，甚至略少于这个比例。而被认为是贫困的那部分人口已经从大约30%增加到大约50%甚至略多一些。
制裁是一个原因，但政府决策失误是另一个原因。伊朗一直缺乏有效的长期发展愿景，比如大规模石油汽油补贴已经导致扭曲的经济结构。如果他们能够改善这一点，政府就能节省资金，创造就业机会或将资金用于制造业投资。由于大规模补贴，他们没有太多资金用于其他活动。最后，腐败也影响了经济活动。
澎湃新闻：中产阶级在哪些方面对经济生活做出贡献？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多大影响力？
哈比比：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非常关键，他们拥有技术技能和创新能力，也有潜力成为中小企业主。就政治活动而言，如果他们被边缘化，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澎湃新闻：怎么看伊朗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局势？这对城镇化的影响有多大？你认为伊朗农村发展最突出的亟待解决问题是什么？
洛布：1979年伊朗革命政权上台时，他们原本试图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阻止乡村经济衰退，但最终不仅未能遏制这股潮流，反而因基础设施改善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在如今的伊朗，城乡界限已日益模糊，这其实是个全球性现象，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年轻人都不愿务农而选择进城。乡村经济本身也在转型，向房地产开发、旅游业、手工艺等多元领域拓展。农业仍是重要部门，但资本和劳动力正日益向农业综合企业集中。
中国扶持中小农户维持生计的做法或许值得研究，但鉴于伊朗和中国都是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很难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革命政权最初意图如何，伊朗农村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与城市化进程都已不可逆转。这种转型呈现的矛盾很耐人寻味：政府改善乡村基建的本意是振兴农村，结果却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这恐怕是当年决策者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伊朗的城市化进程确实呈现出独特轨迹。十年前我在伊朗生活时就注意到，人口流动呈现出"村庄-城市-海外"的三段式迁移模式，这种趋势其实在伊斯兰革命前就已萌芽，许多后来的精英正是通过从乡村迁移到省会或德黑兰接受教育而崛起的。
但这种迁移也带来了严峻问题：在9000万人口和经济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城市周边棚户区不断扩张。这些聚居区不仅生活环境恶劣，更危险的是--当大量失业青年和无所事事的家庭长期聚居在贫民窟时，这里很容易成为不满情绪和社会动荡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