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欧亚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施寒微
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但要弄清楚各个朝代的顺序还挺不容易的，学习汉字、说汉语都不容易。直到我写完博士论文，那时也基本是在图书馆里做研究，我就想去东亚看看。当时中国大陆还没开放，我就去了台湾岛，学习更口语化的中文，也是生活在一个中文环境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学术生涯真正的起步。至于后面的其他阶段，您可以在我的网站上看到。
观察者网：作为亲历者，您认为长期以来德国和欧洲的中国研究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过去四十年多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又对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带来什么影响？
施寒微：我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当时欧洲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普遍对中国持友善态度，他们努力去理解、去研究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变化。有人认为，应该把中国视为"对全世界的挑战"，或者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现在的态度是要遏制中国，防止中国变得太过强大。这类观点主要出现在政治学领域的对华讨论中。
但那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者，仍然普遍对中国持开放和友好的态度。我个人坚信，中国将会也必然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一个现代而强大的中国，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好事。
当然，我们也面临许多挑战，例如怎样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强调合作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出"单极世界"，即由一个国家单方面制定规则的格局。现在我们正经历地缘政治的转折--非洲、南美、中国、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都变得更重要了。我们要学会适应这种新的全球格局，而理解中国在其中非常关键。
观察者网：您之前也在采访中提到，不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那么您认为，如果从过去一百年的角度看，当世界各地的文明走向现代化时，中国的路径有何独特之处？
施寒微：实际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在很多方面是遵循西方范式--小到修建街区道路、发展私人交通工具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内容。从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样的模式能持续多久？尤其是现在，当西方社会本身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这就更加值得观察中国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愿意且正在尝试找到自己的道路。我认为这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明智的、最合适的选择。所以，我认同其中的许多做法。当然，中国社会内部也面临一些挑战。所有新造的建筑终有老化的一天，也需要维护，这些是未来的挑战。但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在努力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个有实力的中国对我们而言是件好事，尤其想到50年前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观察者网：让我们谈谈历史。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循环的历史观，比如对朝代更替的观察与总结。您在研究中国时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相比之下，欧洲人似乎没有类似的历史观。您认为这种不同是否影响了当代中国的行为方式，以及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
施寒微：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时间观、历史观确实与西方不同。就像《三国演义》开篇那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衰循环持一种更超然、更淡定的态度，也某种程度上更能灵活应对，包括努力维系帝国的统一。
当然，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而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传统和"末世论"思想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态度更线性、更绝对。比如在今天的美国，某些虔诚的基督徒认为，只有遵循特定信仰的人（即他们自己）才能获得拯救，其他异教徒都不会被拯救。所以，中西方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视角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相比那些一辈子待在欧洲的人，研究中国让我能更好地反思欧洲思维中的预设与偏见。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想谈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维为教授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从许多方面论证了中国的制度土壤与欧洲沿袭自希腊的制度传统完全不同。您怎么评价中国学者发展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建构的尝试？
施寒微：欧洲当然也有复杂的制度史。许多城市或区域实体都有经传统形成下来的制度性权利，他们会为之相互争斗。这些地方性的权利构成了欧洲国家体制的选区基础，它们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整个欧洲也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制度框架与网络，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会带来限制与约束。
中国的历史则不同。传统上，中央的权力始终占主导地位，但地方也有一定治理自由。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这反而赋予了中国更多的发展机遇。比如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跨区域基础设施的规划问题。现在中国的高速铁路、城际交通快速发展。而在欧洲，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到意大利的巴勒莫，我们连一条快速铁路都建不起来。修一条贯通欧洲南北的高铁会是件好事，但这样的工程不知道要花多久。因此，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并不像欧洲那样面临制度性的制约。
在丹麦哥本哈根行驶的列车
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十分活跃的社群与社区建设传统，这在城市区域更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在制度层面还有许多不同于欧洲的优势。比如，中国早就掌握了如何缓解区域发展差异、避免内部不稳定的经验。政府要求东部沿海富裕省份投资新疆的"对口援助"政策。这也是一种内部协调的机制。中国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优势，同时又得益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量人才，加之执政党始终以建设繁荣的国家为目标，拥有强大的决心。
观察者网：欧洲在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同时，也经常强调自身"法治""程序正义"等制度优越感，给中国人留下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冲突与矛盾，最终往往是回归到"和谐"的路径。您觉得这种文化倾向在今天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施寒微：我不会去给中国提建议。但我认为，一个社会中会出现自我组织的动力，比如历史上形成的佛教团体，或者那些想要服务自己社区的人们。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努力可以替代部分政府职能。因为政府也管不到所有事情。
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警惕社会中的某些组成部分暴露出的分离主义倾向，这会导致新的问题。所以需要权衡这两方面的矛盾。中国历史上长期拥有调和矛盾的经验传统。
当然，今天的中国希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发展，但我认为，最终仍会回归平衡。佛教或其他宗教也将以合适的方式继续丰富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有人（包括执政党本身）可能也需要意识到--社会需要一种超越性的信念，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无法靠行政命令建立的，只能自然地形成。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之一：它不会是19世纪欧洲提出的那种冷峻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更具人情味、有着充分信任基础的中国式社会主义。
观察者网：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完全照搬西方经验，而是选择性地吸收与适应。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发展需求能提供哪些借鉴？
施寒微：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一种优势。看看非洲的案例。那里的许多国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他们的边界是很久以前被欧洲殖民者划定的，其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语言文化差异极大，也带来了组织层面的巨大挑战。我认为民族国家这种模式在未来不会太有前途。我们需要发展更开放的概念。而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可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观察者网：最后，您会给那些有志于研究中国的欧洲年轻人哪些建议？
施寒微：我非常鼓励欧洲的年轻人学习中文，到中国去。凡是这样做的人都不会后悔。只是现在，欧洲有很多人觉得"研究中国"不太受欢迎，于是去学习韩语或日语。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对欧洲来说，中国仍将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