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法律要规定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呢？我国的著作权法不仅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还要保护智力成果的传播和创新，避免知识、艺术成果被垄断、被搁置，努力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允许翻唱，能激发音乐产业创新活力，因为翻唱是音乐产业的重要创作形式之一。歌都是常唱常新，才能焕发艺术生命力，吸引年轻听众。比如，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有邓丽君、王菲、方大同等不同版本的演绎。相反，如果不允许翻唱，看似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其实可能会妨碍传播。在现代唱片工业之下，很多作品的版权被掌握在大公司的手里面，如果不允许翻唱的话，那么很多作品可能被雪藏，无法得到利用。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原唱者以翻唱自己早期作品的方式，试图突破原经纪公司的版权壁垒。"自己翻唱自己"，看似荒谬，却是现代艺术工业和版权制度之下的无奈。
我国《著作权法》的精神实质是更倾向保护创作、创新；允许翻唱，因为翻唱过程中会对原作品产生新的智慧创造，形成了新的版权，这其实是在鼓励创新。
歌曲的著作权结构，世界各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的"作者权体系"；一是英美法系国家、地区（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版权法体系"。前者更强调保护作者的权利，也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比较高；后者更多强调物的权利，以"作品利用"为核心，对于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不高。
总之，我国内地著作权法律更倾向保护原创作者、二创作者；而我国香港地区的版权规则更强调对工业化著作产品的保护，把录音歌曲本身作为一项"独立作品"来保护。于是，在香港地区的规则之下，邓紫棋的歌曲作为工业化产品，版权归于经纪公司，而不是原创作者。所以，邓紫棋很欣慰能找到熟悉内地著作权的专家，通过"法定许可"制度"抢回了孩子"，很诚挚地感谢中国法律。
不过，双方争议还没有终止，因为我国法律规定"法定许可"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不能影响妨碍原著作权人的权益，所以蜂鸟公司也据此要求下架邓紫棋的"重录版"。
其实，不必把经纪公司和艺人之间的纠纷概括为"资本剥削压榨艺人"，经纪公司培养艺人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也有权取得收益。只是我国香港地区的版权规则更强调保护"作品使用"的权益，而内地的《著作权法》更强调保护作者的权益，邓紫棋正努力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法律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