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罢领支郡。
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赵匡胤平定荆湖以后，便下令将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全都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派驻文官担任支郡的知州、知县等州县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藩镇的辖区和权力因此大为削弱。
后来，赵匡胤又将这一做法推行到新统一的南方诸国，至赵光义太平兴国二年，全国三十余名节度使全部都不再控领支郡。
其二，添置通判。
建隆四年，荆湖初平，宋廷始向当地诸州派遣通判。这一做法后来推广到刚被平定的原后蜀、南汉、南唐地区和全国各地。
这种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负特殊监视的使命，按赵匡胤颁布的诏书要求，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其共同签署才能生效。
通判名义上既不是州府长官的副贰，又不是属官，故而往往与节度使、知州争权，动辄声称："我是监郡，朝廷命我监督你！"
有一则趣事颇能说明通判对州县权力的分割和掣肘：杭州人钱昆嗜蟹，有人问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设，原先旨在削夺罢领支郡以后兼知军州藩镇的权力，后来节度使仅成虚衔，通判在演变为知州副贰的同时，还起到制约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权。
五代藩镇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赵匡胤下令，各州死刑必须由刑部复审。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的司法治安。开宝六年，又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习，代以朝廷委派的科举出仕之文官，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
在"制其钱谷"上，主要措施有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