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对"新闻专业主义"（即标榜真实、自由、客观、独立）的信奉者而言，最近恐怕又感到"天塌了"。
据苏格兰《国家报》1月5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再度被曝出内部指令：禁止员工在报道美国强行带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事件时使用"绑架"（kidnapped）一词。
相关内部备忘录写道：
"为确保报道的清晰度与一致性，请在描述委内瑞拉近期事件时遵循以下措辞指引：'捕获'（captured）--请注明这是美方对该行动的表述，例如：'美方称马杜罗在行动中被捕获'；'扣押'（seized）--可在适当语境下用于我方叙述。避免使用'绑架'（kidnapped）一词。"
有网友贴出BBC相关报道截图显示，其绝大多数标题均采用"captured"，从未使用过"kidnapped"。
BBC相关报道截图
有评论讽刺道，连特朗普本人都未对"绑架"一词提出异议，BBC却抢先划下红线。如此"讲政治"，即便在英国媒体同行中也显得有些另类。这般"觉悟"，恐怕连大洋彼岸的媒体同行都不得不自叹弗如，或深感汗颜。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习惯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没有每日下发的宣传口径，没有盖着"内部传阅"红章的文件，更不存在明文要求"保持一致"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种"无人下令"的表象中，一套完整的道德优越感得以建立：西方媒体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告诉它该怎么想。
然而，一旦我们不再聚焦于某一篇具体报道，而是退后一步，审视更宏观的叙事模式--语言的重复、议题的缺席、强调与忽略的节奏、道德直觉的自动化反应--另一幅图景便逐渐清晰：西方媒体并非"政治无意识"，而是政治上"高度自觉""习以为常"。
他们的纪律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在职业训练、同行压力与文化共识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他们的忠诚并非通过宣誓确立，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默认立场。
说到底，西方媒体也"讲政治"--只不过，这套政治穿上了更得体、更隐蔽的外衣。
西方媒体的"议程依赖"：看不见的政治自觉
西方媒体报道的高度一致性，并非源于明令指挥，而是通过四种替代直接命令的深层机制悄然达成。其中最直观的机制，是"议程依赖"。这一现象已如此常态化，以至于人们不再意识到它是一种依赖。
西方媒体常以"对政治权力保持怀疑"为荣，但在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议题上，其赖以生存的信息来源却高度集中：政府简报、军方发言人、情报系统的"放风"、被认可的智库，以及轮番登场的"前官员"。接触这些信源，是主流媒体报道权威性的基本前提。失去接触渠道虽不被明示为惩罚，却具有同等效力。因而，记者们也很快学会：哪些问题能保住采访资格，哪些会断送机会。政治意识由此形成，并非源于服从，而是出于自我保全。
这正是"议程依赖"的核心特征：不是"谁更真实"，而是谁先、谁稳、谁可以持续地提供内容。
典型案例，是美国对外"执法型"话语在媒体中的再生产。
当白宫称入侵委内瑞拉为"执法行动"或"打击跨国犯罪网络"时，西方媒体往往直接沿用其表述。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司法部、财政部、情报机构会配套提供起诉书、制裁清单、法律文件与背景简报，使报道能迅速被"法律化"。马杜罗被关在哪所监狱？他的代理律师是谁？主审法官又是谁？一连串"重磅报道"迅速登场，将公众注意力巧妙引向"律政剧本"。
相比之下，国际法学者对主权原则的质疑、第三国对行动合法性的反对，往往零散、滞后，且缺乏制度化的传播出口。结果是，"执法"成为默认叙事，"侵略"沦为边缘补充。 西方媒体未必支持美国越权，但在议程层面，已被引导进入一个"前提已然成立"的世界。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什么不再被追问"。
近年来，关于北约扩张的历史责任、制裁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合法性等议题，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明显降温。并非因为这些问题已有定论，而是因为它们无法持续获得官方信源支持，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新闻节奏。毕竟，新闻业是连续生产而非哲学思辨，没有稳定"信息源"的议题，会自然退出公共议程。
这正是"议程依赖"的本质：它不控制你说什么，而是决定你每天能说什么。因此，当我们说西方媒体具有"政治自觉"，并非指他们"听命于政府"，而是指他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信息生态中：权力不必下令，只需供料；不必压制，只需成为唯一可靠的信息源头。
在这种环境下，记者最危险的或许不是失去勇气，而是失去接触替代性信息来源的能力。
美国媒体曾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定义新闻发布规则，将播客、网红和保守派新媒体推向中心舞台，同时削弱传统媒体影响力。图为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的白宫出席新闻发布会。 图源：新华社
当政治立场穿上"专业"的外衣
如果说"议程依赖"决定了媒体"谈什么"，那么"职业意识形态"则规定了"怎么谈"。
"职业意识形态"并非指媒体听命于谁，而是指媒体人内心深信什么是"好新闻""专业报道""负责任的表达"。这套信念以职业伦理、行业共识和同行评价为载体，将特定的政治取向悄然转化为"专业标准"，从而在无需外部指令的情况下，持续而稳定地框定报道边界。
西方新闻业奉行一套看似中立的道德准则：客观、负责、严肃、平衡。这些词汇表面价值中立，实则高度政治化，往往意味着媒体必须守住政治建制派所划定的"合理边界"。
典型案例是俄乌冲突中的"责任归因"共识。
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几乎不再将"谁对冲突负有责任"视为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闻议题，而是当作既定事实予以接受。记者可以、也确实会探讨战术失误、战事成本、盟友疲劳或援助效率，却极少在主流版面系统性质疑北约东扩、欧洲安全架构的失效，或美国战略选择的历史责任。
关键不在于这些讨论是否合理，而在于：在编辑室内部，此类选题常被判定为"不符合专业判断"，而非"违背政治要求"。许多记者甚至真诚地相信："重新讨论冲突责任"等于"制造虚假对称"，等于"破坏已有的事实共识"。这正是职业意识形态的力量：它把一种政治判断，包装成不可逾越的职业底线。
第二个鲜明案例，体现在加沙战争中的"语言规范"。
BBC针对委内瑞拉的内部指令并非第一次；在2023至2024年的报道中，许多西方媒体内部反复强调用词需"克制""平衡""避免煽动性"。于是，以色列军方的行动常被描述为"空袭""军事行动"或"回应袭击"；而哈马斯的行为则一律冠以"恐怖袭击""屠杀""暴行"等定性词汇。
不少记者并非意识不到这种语言差异，但他们往往以"行业惯例"自我解释："恐怖主义有明确定义"；"国家行为体应使用中性描述"；"要避免情绪化措辞"。
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中性规则"本身早已内嵌了政治判断：西方的暴力被视作反应性的、情境驱动的行为，而非西方的暴力则被归因为危险的意识形态。于是，当暴力来自宗教极端主义者或反西方势力时，西方媒体聚焦于其意识形态、激进化过程与信仰体系；而当暴力出自西方或其盟友之手时，意识形态便退居次席，取而代之的是对"背景""恐惧"或"安全关切"的强调。
这种差异并非源于上级命令，而是职业训练的产物。违反这一规范，不会被视作政治立场偏差，而是被认定为"专业失范"，一种近乎"业余"的过错。
第三个案例，体现在对内部异议声音的处理上。
近年来，无论是在美国对乌政策、对以政策，还是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内部的反对意见始终存在。但当这些声音进入媒体报道时，往往被限定在边角位置：要么被标注为"少数观点"、被归类为"争议声音"，要么被置于"当前共识之外"。
例如，当伯尼·桑德斯抨击特朗普的"帝国主义做法"时，《纽约时报》冠给他的头衔是"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或许能获得露面机会，却会无一例外地被贴上"批评者""活动家"或"争议人物"的标签，而非作为默认的分析主体。他们的存在被刻意标记；而主流立场则保持隐形，因而显得"自然"且"不可见"。这种操作营造出多元主义的表象，实则维系着话语等级秩序，一种"禁而不禁"的排斥机制。
第四个、也最深层的例子，是记者自我审查的"无意识化"。
许多资深记者在选题阶段就会自动过滤某些问题，例如："这个问题会不会被看作在'帮对手说话'？""这是否会被同行质疑为'立场模糊'？""它是否损害我作为严肃记者的专业声誉？"
请注意，这里没有编辑的否决，没有政府的压力，甚至没有明确的风险。唯一的约束，来自职业身份本身。你不是被要求忠诚于政府，而是被训练成忠诚于一种关于"我们是谁"的行业想象。
归根结底，"职业意识形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并不告诉你"不能说什么"，而是让你深信：有些话，本就不该由一个"专业记者"说出。当政治立场被转译为职业伦理，当权力判断被内化为新闻常识，"讲政治"也就成为了"自觉"。
西方媒体"政治自觉"的深层机制
紧随"议程依赖"与"职业意识形态"之后登场的，是"市场规律"。
与国有媒体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深嵌于商业体系之中，其收入、声誉与风险紧密交织。这里的约束力量并非来自审查，而是源于预期。编辑们心知肚明：某些报道可能引发广告商撤资、捐助者疑虑、订阅用户流失，或招致社交媒体风暴。他们无需被警告--记忆本身就是纪律。"市场规律"不靠明令惩罚，而是通过"可能的损失"，持续而微妙地塑造着媒体的政治取向。
这一点在巴以问题的报道中尤为突出。许多媒体已通过代价高昂的经验学到：某些叙事方式会带来声誉灾难。结果并非沉默，而是小心翼翼地淡化处理：将苦难压缩为统计数据，将责任分散化，将因果链条模糊化。稿件被写成"能活下来"的样子，而非"能直面问题"的样子。市场青睐稳妥，而"稳妥"逐渐被等同于"专业"。
市场并不要求你说什么；它只是奖励某些说法，冷落另一些。没有人封杀你，但市场会"静默处理"你。这是一种极其温和、却极为有效的纪律形式。
然而，最深层、也最具决定性的机制，是意识形态的内化。在这里，"政治自觉"几乎完全融入了"常识"之中。西方记者并非被训练成支持权力，而是被塑造为"认清现实"的人。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现实"，本身早已经过特定视角的筛选与重构。
在西方主流话语中，以下判断不再被视为立场，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西方权力本质上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具备自我纠错能力；对手国家的行为源于体制病态，而非合理利益诉求。这些预设不再带有政治色彩，反而被当作理解世界的"基本常识"。它们潜藏于报道之下，悄然塑造着语气、重点乃至道德直觉。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西方媒体对"现实主义"本身的道德化处理。
过去几年中，凡援引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传统（如米尔斯海默、乔治·凯南等）来解释俄乌冲突成因的观点，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往往迅速被贴上负面标签："冷酷""犬儒""为侵略辩护""忽视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来自编辑部的统一指令，而是记者与评论员的本能反应。在他们的认知框架中，国际政治的"正常状态"应是：西方秩序的扩展代表进步；"安全困境"只是借口；地缘政治解释本身带有道德缺陷。
于是，现实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学术传统，而被当作一种"道德问题"。这正是意识形态内化的标志：理论争论被转化为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内化为职业直觉。
约翰·米尔斯海默 资料图：新华社
第二个例子，是"民主-威权二分法"在报道中的自动化运用。
在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报道中，许多西方记者不自觉地套用一套固定模板："民主国家=透明、可纠错、具备自我更新能力"；"威权国家=谎言、压制、不可改革"。这一框架往往在报道开篇即被默认，而非经过论证。
当相似现象出现在不同国家时，解释路径却截然不同：西方国家的问题被描述为"制度的压力测试"；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则被归结为"制度本质的暴露"。记者并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选择，而视其为"理解政治现实的基本方式"。
记者对"中立"概念的理解本身，也已被意识形态预先塑形。在许多编辑部里，"中立"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结构性前提保持开放，而是意味着：不质疑西方制度的合法性；不挑战核心安全共识；不模糊"我们"与"他们"的界限。
因此，一名记者若试图从非西方视角系统性地解释冲突，常会被评价为"立场不清""易被对手利用""缺乏价值判断"。这种评判并非政治指控，而是职业性否定。
至此，意识形态已完成从外部政治到内部职业规范、从显性立场到隐性常识的彻底转化。媒体的"讲政治"不再表现为服从或迎合，而体现为一种更为稳固、也更难撼动的状态：记者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坚持的前提，本来就不是政治问题。
这种差异，也解释了西方媒体为何在国际传播中如此有效：他们的叙事听起来不像"命题作文"，而像是"现实本身"。当美国总统将一次军事入侵称为"抓捕行动"时，许多西方媒体复述这一措辞，并非因为受到明令要求，而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既有的世界观框架。结果是一种无意识的认同，而这正是意识形态最安静、也最有效的胜利方式。
这也正是为何，将西方媒体与那些公开强调"政治站位"的媒体相比较，常常引发双方的误解。后者坦承"政治自觉"是一项职业要求；而西方媒体则对这一说法避之唯恐不及，因其将"政治自觉"等同于"服从命令"。然而，政治觉悟并非一定要靠命令才能成为现实，它也可以被培养出来。
在中国，立场的对齐是显性的，因而清晰可见；在西方，对齐是潜移默化的，因而可以被否认，甚至被真诚地否认。
矛盾之处在于：那些坚信自己完全自由的西方记者，可能反而受到更严密的束缚。看得见的边界尚可试探，而看不见的边界，则早已内化为本能，成为思考的起点而非限制。
西方媒体的"政治自觉"从不以口号示人。它通过职业规范、市场激励与道德直觉悄然渗透，直至其政治底色被彻底稀释。最终，它不再听起来像立场，而只是"理性"本身。
从历史的维度看，无需言语的权力，往往最具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