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现实中，毗邻省份的农村青年婚恋十分普遍。以往单个省域内的治理，已经不适应跨省通婚这种较为普遍的现实。通过"联动治理"寻求"同频共振"，不失为提升整治效能的良策。这本身也是约束边缘压力递减、保持有效制度传导的必然。
其二，尽管高额彩礼牵扯传统观念、性别比例失衡、经济因素等，但本质上仍属于一种风气、文化的范畴。既如此，就需要革新观念，让文明新婚俗蔚成风气，即在强化制度约束、价值倡导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培育新的婚俗文化。
从全国范围看，不少地方早已开始了积极探索，像江西金溪县设定彩礼上限6万元，宁夏通过"零彩礼证书"奖励国有景区门票优惠，河北河间倡导"零彩礼"等。当旧的习俗动摇了，新的习俗就该及时补位。只要相沿成习，则良性的婚俗文化就可能建立起来。
从2019年至今，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已经有7次提到治理高额彩礼问题。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也反映出问题的顽固性、复杂性、反复性，治理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另外，在一些地区取得的治理成效，也有必要再添一把火、巩固扩大战果。事实上，随着这些年的治理，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天价彩礼的新变种，比如从单一的现金彩礼演变为"三金一钻""五金一钻一手机"等组合形式，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彩礼清单"，包括名目繁多的改口费、下马钱、离娘钱、买衣服钱等"隐性彩礼"等等。
有鉴于此，从政府层面，仍要继续采取约束和激励结合的措施，既要设定彩礼上限，也要多一些具体的激励，让家庭切身感受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实惠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避免急于求成、搞"一刀切"式的禁止。
从长远看，还是要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和乡村建设水平，帮年轻人想出路、找办法，让每一个人都能宜居宜业，从根本上化解高额彩礼之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