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农村留守老人谁来管？
"变老不是问题，它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未富先老才是真正的问题，既没钱也没人照顾。而且真正有刚需的地方正是经济困难的区域。"日前，在"有爱不留守--互助养老让乡村留守老人有所依、有所为"的主题沙龙上，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如此描述当前农村的养老概况。
据民政部数据，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目前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存在安全风险隐患。其中，农村养老压力远大于城镇，如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经济落后……而老龄化还在加剧，据国家卫健委测算，"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
一个更加普惠、灵活且成本较低的乡村养老服务模式--互助养老亟待被看见。
播撒"乡村助老员"的种子
"在众多养老模式中，互助养老具有形式灵活、成本较低的特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刘亚娜用"抱团取暖"这一通俗易懂的比喻来形容互助养老的基础。
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基本以配偶和子女为中心的家庭依赖型网络，除此之外，占据重要地位的是亲属、邻里和朋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网络在逐渐弱化，城镇化进程和乡村生活方式巨变，让原本和儿孙一起生活的老人现在独自在乡村留守。据钟铁华介绍，虽然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对3%最需要支持的老年群体养老予以兜底，而其余97%的老年人群体则很难被全部覆盖，其中乡村留守老人群体难以获得社区层面的公益性服务，因此，人际互信、良好互动的乡土社会难以形成。再从公益视角出发，农村欠缺公益执行体系，县域社会服务机构、社工站都处于新兴阶段，碎片化的项目多、关注儿童的项目多，关注养老的缺乏。
在此基础上，"乡村互助养老扎根于乡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充分利用乡村低龄老年人的闲置时间和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刘亚娜指出，不仅乡村独居老人的子女，其邻居、朋友和社区工作者都能发挥社会化服务功能。
长益基金会就是活跃在乡村养老领域、关注互助养老的社会组织之一。自2016年开始尝试开展乡村互助养老项目以来，长益基金会探索实践了以"乡村助老员"为主体的互助养老模式，在每个村培养一名乡村助老员，带动一批村级助老志愿者，支持一家县级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构建起"社会组织+乡村助老员+社区助老志愿者"的县镇村三级公益执行体系，为留守老人上门提供养老服务并开展社区公益活动，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的问题，提升乡村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杨建媛就是长益基金会的乡村助老员"出身"。几年前，她还是云南施甸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日常生活除了种地就是带娃。"不再有任何梦想，就只想带好娃，将就一生。"她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直到2017年，杨建媛作为长益基金会在施甸的一名乡村助老员，开始为村里30户老人提供服务。
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一开始，老人们都有很强的防备心，甚至很排斥我的到来"。为了"破冰"，杨建媛决定真正走进老人的生活，从日常到村里，经常与老人偶遇，与老人一起回家，陪老人一起做家务、一起下地干活、看病……慢慢的，杨建媛看到了变化，"从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他们会主动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来，在门口等我，会主动跟我分享他们的心事，甚至会留很多他们自己爱吃的食物给我，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已经过期了，就是关心惦记地随时给你留着。"
随着信任的建立，杨建媛也开始意识到，老人并不是不愿意与邻居或者其他人接触，"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年龄大，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久而久之就主动与周围人形成了隔阂"。于是，杨建媛开始带着老人的邻居一起行动，自己没时间时，会"故意"让邻居帮忙看望，时间久了，很多邻居会主动告诉她老人的生活情况。随着邻里互动的增多，杨建媛又开始在村里组织公益活动，互相帮忙、一起玩耍……到今天，站在沙龙上的杨建媛经过担任同辈督导员，协助长益基金会开设新的项目点；学习专业知识，参与活动方案设计、财务报销等；培训30名助老员在本村为老人开展服务；接任项目管理等等一系列工作后，已经蜕变为一名职业公益人，任施甸县益苗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而长益基金会已经在包括施甸县在内的云南、陕西、重庆等7个省级行政区的160多个村社区项目点培育乡村助老员170余人，孵化、培育社会服务机构7家，激发社区志愿者3000余名，累计为5000余户计6000余位老人提供了超过50万人次的养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