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包拯确实碰到的是宋仁宗，如果换其他脾气烈一点的皇帝，要么咔嚓一刀，要么当廷责杖，怎么也要借故贬官了。
但换个角度来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这样的人。
宋仁宗广开言路，开明宽松，确实让北宋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北宋开朝后积留下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开始显现，比如"三冗"问题。
"三冗"一是"冗兵"，仁宗时期北宋士兵数量最高达150万人，但战斗力低下；二是"冗官"，北宋马背上开国，但重视知识分子，结果造成文官数量大增，互相牵制，机构重叠。仁宗一朝，官员数量已经超过了17000人；三是"冗费"，因为前两者恶性循环，造成北宋财政吃紧，再加上还要给辽和西夏岁币，国库已经空虚。
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阶级也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典型，倒不仅仅是用来展现自己"广开言路"的形象，更是要用来树立一个榜样，遏制日益严重的机构冗余和官员贪腐现象，而包拯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
当然，以包拯这么生猛的劲头，光宋仁宗一个人还不够。
我们再来看看包拯的"朋友圈"。
翻看包拯的仕途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包拯步入仕途很晚。他28岁中举，担任县令后不久，就因为父母离世，回家受丧。守丧期满之后又不忍离去，直到38岁的时候才正式回归仕途，去天长县当了县令。
但另一方面，包拯升官又极快。包拯出仕的26年时间里，升迁次数达到了25次，基本上一年就要升一次官，最终做到了御史中丞和枢密副使。
按宋代惯例，一般官员是三年一升，大家都是腰椎间盘，凭什么包拯那么突出呢？
这一方面自然离不开宋仁宗对包拯的厚爱，但另一方面，和包拯的"同年"群体可能也有关系。
"同年"，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体系里，不是指"年龄相同"，而是指科举时同一年考中或者同一榜中举的。作为"同年"，也有点"校友"或"同窗"的意思，大家一般约定俗成会在今后的官场上相互照应。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 年）中的进士甲科，按杨高凡在《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中的考证，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他这前三十个"同年"中，后来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级别（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的多达7人（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且因为包拯出仕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关注的是，包拯和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彦博和韩琦。
文彦博曾三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本来就认识，算是"世交"，而在这基础上，包拯的儿子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结成了"姻亲"，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韩琦历经北宋三朝，做过十年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在现发掘到的包拯的遗物中，只发现两个帖子，一个是给文彦博的，一个是给韩琦的，可见两人的私交。韩琦在拜相21天后，包拯就得到了升迁。正是在韩琦任职的四年里，包拯从一个开封的地方长官，提拔到了枢密副使这样的中央高官。
那么，包拯是否有"结党"嫌疑？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当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包拯和这些人相处甚密，也不排除双方政治观点一致的原因。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包拯尽管刚正不阿，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商，事实上，他在某些弹劾上还是比较懂得把握分寸的。
这也为包拯仕途基本没有遭受过什么排挤和陷害，提供了一个侧面的注脚。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忽然得病。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24日（农历），包拯病逝，享年64岁。
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相当于官方降半旗默哀。
包拯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
